任孟山：两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读吴敬琏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这是吴敬琏先生自2000年以来的文章结集，有正经八百的论文，有会议讲稿，也有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的策论。吴敬琏大名鼎鼎，他发出的声音不时会给社会带来些震动，比如当年关于“吴敬琏一言毁市”的争论，参与者阵容强大，包括同样大名鼎鼎的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等经济学家。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将吴敬琏的观点总结为三个方面：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现象；市盈率过高。对此，吴敬琏写出《股市七题》作出了详细回应。这段历史公案在本书中有体现。不过，这只是书中收录的小部分内容，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呼应本书题目的文章，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诸多文章都讲到了市场经济的两个种类，即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这个观点的出处是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的《市场与法治》。区分的论据是，当今世界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是无规范的、由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在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中挣扎。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按照吴敬琏的观点，坏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后者是他经常强调要警惕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更应该提高警惕。因为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某些有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谋取私利。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与查建英的对话中表示过：“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没有商业，只是权力释放出一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迂回曲折，就去把释放的资源拿到手。”这里所谓的商业其实就是市场，阿城是个文人，思维方式和经济学家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很多人都感受并观察到了中国的这种场景。

　　　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表明了经济与社会的现实呼唤。问题是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顺利，迄今为止，“公权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等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威胁”。近几年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之所以没有结果，其实与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有关联的。一方面，很多企业家的发迹都是在原来改革初期的体制漏洞中找到机会，他们利用各种与权力相连的关系，比如裙带关系、血缘关系、朋友关系等，或拿到优惠政策，或拿到低息贷款，或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等，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数目巨大，而且现在很多已经是各级政府的座上宾；另一方面，当下的权力设租寻租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很多人仍然是靠与权力结盟发家，其中的不规范之处经不起审查。

　　不仅如此，正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进程迟缓，这几年否定改革的声音才逐渐形成了力量。他们利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改革不彻底引发的问题做文章，从而达到否定改革或停下脚步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建设进度，在宏观上具有相当的政治与历史价值。其在微观上的价值则在于，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是交易秩序，也包括生产秩序。类似于血汗工厂、黑砖窑等内部殖民问题的存在，其实都不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下能够出现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美人现在即使在进口产品的时候，往往会要求生产过程中不能有侵犯人权的事情发生。否则，他们会加以拒绝。

　　吴敬琏承认，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市场取向的支持者都以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保证经济昌盛和人民幸福，而没有意识到市场的运行是需要其他一系列制度支撑的。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包括法治建设。改革初期能够实现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红利，但进行到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不是谁能够分多少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来分配的问题。显然，这个过程缺少公共参与的法治意识，肯定无法达到改革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