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过剩时期的外资政策

　　姚枝仲

　　近几年以来，对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成就存在很多争论。这些争论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改革开放初期很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同时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即只要能吸引到外资，能弥补双缺口，就能加速资本积累和就业增长，就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因而哪怕是付出一定的代价(如使用优惠政策)，也是值得的。再加上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外债来获取外部资金，能够避免过高的还债压力可能形成的对外依赖和引发的政治风险，避免短期外债快速流出所引起的金融风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还能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法，中国的外资政策就显得更为成功了。中国的外资政策常常被当做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目前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双过剩”的局面。显然，在“双缺口”基础上形成的引进外资的逻辑已经不存在了。尤其是，中国外汇资产的低收益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高收益相比较，加上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外汇资产价值损失，更加凸显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资源配置产生了很大的效率损失。

　　既然中国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双缺口和加速资本积累，那么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呢？也不然。如果外国直接投资能够给中国带来其它利益，即使付出一定的代价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许仍然是有好处的。

　　外资还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好处？

　　一些研究指出，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最主要利益有两点：一是在中国对民营经济还存在很多限制的情况下，促进了资源从相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相对高效率的民营部门转移；二是打破了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了地区间的资本流动。这两条途径使得外国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应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上述两条途径是存在的。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有经济经过战略重组，低效率的企业已经逐渐退出市场。民营经济已经充分发展，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成分。 上述两个主要利益，对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利益，是可以带来更为先进的技术、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的引资政策中，也将技术引进当做政策重点。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则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不能从中国市场上获得利益，因而它可能接受某个较低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这项技术，以此作为一种次优的选择。中国则可以通过购买技术而不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方法来获得技术转移。显然这种方法能够让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这一方法可行的话，那么通过优惠政策引进外资来促进技术进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而，上述方法的实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如果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不能到中国来投资，则不能在中国市场获得该技术的利益，除非其向中国出售技术。事实上，外国企业即使不能到中国投资，也可以通过向中国出口产品的方式从中国市场获得利益。因此，想通过阻止外国直接投资的方法来购买技术，则还需要禁止进口其产品。可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贸易开放已经不可逆转，贸易保护难以实行。所以，上述方法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难以实现。考虑到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所在，如果外国直接投资确实能够带来技术进步或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则即使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也是合理的。

　　但是，外国直接投资一定会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吗？

　　如果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技术，则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均应该比内资企业高。但是，现实数据却显示了相反的结果。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分别为 11.8万元/人和13.7万元/人；而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分别为 12.6万元/人和18.5万元/人。这就说明，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均比内资企业低。虽然有些跨国公司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高效的生产方式，但是，上述数据说明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带来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中国所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不都是高技术和高效率的。

　　可见，我们所希望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行为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希望外国直接投资带着高技术来，但是他们却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或者资源才来的，他们并不必然带来高技术和高的生产效率。

　　取消对外资的优惠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吸引高技术或者高生产率的外国直接投资呢？一般来说，一个企业对外投资时，由于需要克服语言、文化和习惯等方面的障碍，以及需要熟悉当地生产与销售环境，并对供应与销售网络进行额外的投入，因而必须负担比当地企业更高的成本。为了克服这些额外的成本，对外投资的企业必须有更高的生产率才能获得理想的收益。因此，只要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成本更高，他们的生产率就必然会更高。

　　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与销售成本比国内企业更低，那么低效率的外资企业也能在中国生存与发展，中国就会吸引到很多低效率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见，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比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更低，是中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造成的。正是那些优惠政策，使得外资企业负担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实际上比内资企业都低，从而可以用更低的生产率获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收益。显然，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悖论：我们希望用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带来更多的高技术和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但是，优惠政策却一定会引来更多的低技术和低效率的外资企业。

　　可见，要想吸引到高技术或者高效率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是给外资企业以优惠，而是应该取消优惠，应该让外资企业负担比内资企业更高的成本。为此，需要取消一切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不仅仅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还包含土地及其他资源的使用和价格优惠、融资方面的优惠、公共及配套设施方面的优惠以及其他一些配套政策的优惠等等。当外资企业在中国不再享受任何优惠待遇时，当外资企业在中国需要负担比中国国内企业更高的成本时，市场的力量会自发地将低技术和低效率的外资企业赶出市场，并留下和吸引进高技术和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当我们吸引到的都是高技术和高效率的外资企业时，就不会再对储蓄过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耿耿于怀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