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民的无限交流

　　王小鲁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南京人，1964年出生，毕业于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7年至今一直在电影学院任教。

　　他当过演员。比较早的是在《巫山云雨》里饰演男主角，那是一个陷入交流障碍的人。他在《颐和园》里也有演出。在独立电影《举自尘土》中，他又扮演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矽肺病人，主要的戏，就是躺在床上大口呼吸。在交谈中，他说自己一直希望演那样一个陷入呼吸困难的人。看来他对于呼吸空间的感受比一般的人要敏感许多。他还导演过两部纪录片，最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监制、独立制片人。

　　在业界内有一个说法，称他为中国独立电影的“教父”。他是最早关注和参与独立电影制作，并为拓展其生存空间而与各方积极交流的人之一。

　　禁片史的书写

　　他交流所使用的方式，主要是书写。1990年代后的“禁片”，其实现在大多都已经不再是禁片，虽然几乎都还没有获准在影院里放映，但是却有了各种传播方式，比如有了DVD发行。这样一个局面，是时代的进步，是交流的结果。张献民曾为1990年代的独立电影，写过一篇长文——《90后禁片史》。

　　书写历史，需要一定的特权，首先要能够占有知识。但占有同样知识的人并不少，有的人并不会为这些当时充满失败的地下电影操心，他们可以搞主旋律电影，搞时事性不强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因此这仍然算是张献民的主动选择。书写历史还需要好的文笔，这点张具备。而书写后若没有发表与传播的空间，也不会在当时形成社会效益，恰好当时媒介形式和限制尺度已经得到拓宽，他的文章都是在纸媒上发表的。

　　张在他的“禁片史”中指出，各种现象的发生，有时候其实只是沟通的不完善。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在内容上并没有违反任何的禁忌，电影局不通过，其实不是针对这部电影，而是因为他以前的过失。由于没有可见的明晰的条文规定，所以处理相关事项时会把过多的个人意志带进来，这些处理方式带有着一定的惩罚性质。张献民说：“直到目前，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公务员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像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电影拷贝交付电影管理局后，送拷贝的创作者或投资人没有正常渠道了解谁将看、或已经看了，只能采取通过朋友打听等非常形式。当电影局的修改或其他意见下达之后，也往往仍然无法知道到底谁看了，意见是谁写出来的。如果一个创作者或投资人通过特殊渠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是个非常有办法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充满非体制、地下的色彩。”

　　他呼吁分级制度，因为分级制度不仅使孩子们健康成长受到保护，还有其他可见的效应。“电影分级制度是将电影审查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分级必须制定明确的、对社会公开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会因为个别部门的意见、个别领导的好恶、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临时的政策而改变。”

　　张献民曾在《书城》杂志上开了个专栏，名为“看不见的影像”，最后又以同名结集出版。那些影像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和大家见面，张的做法使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被大家看到。在这些文章中，张以知情人的身份把这些电影背后的故事讲述了出来。吕乐的作品《赵先生》是一部优秀的片子，没有任何反动内容，但是却得不到公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拍摄之前剧本没交上去，等拍摄完毕后想再把这些程序补上去，却遭到拒绝，于是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被领导看过、但被规矩禁止，却从根本上绝对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危害的东西”。

　　张献民说：“有人说了，你张献民天天瞎说什么，有本事就去拍吧，别说了，整个一假把式。但有这么多人不说就拍了，然后就地下了，然后谁也看不到，怎么办？所以光说不做的假把式我还要当下去。”

　　娄烨说：“我跟张献民是完全两类人，我不喜欢说，我喜欢做，并对说的人不屑一顾。而跟张献民在一起的日子让我觉得说也是重要的，让我觉得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做。”

　　从某个意义上讲，那些作品若不能被看到，又不能形成公共话题，那么它们就真的不存在。这些当年有着类似命运的人，虽然他们共享着一个时代背景，但每件事和每个当事人都是孤独的。张献民及其他学者的书写使他们被整合在一个名义下，获得与社会和其他力量交流的音量。他们促使“禁片”成为一个现象。

　　无限交流的概念

　　若你不发声，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若有疼痛而不呐喊，则没有人会在意你的疼痛，你将逐渐被忽略掉，当公共政策出台却又没能照顾到你的时候，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你必须习惯于发言。我们发言的每一句话，都不会白说，它们会形成微妙的力量，即使不能在当时马上改善局面，也会在细微之处调整着人们的心理秩序，最终将改变历史进程。

　　这不仅仅是一个信念，还是一个很容易被证实的观念。当然也许我们不能准确地说，这些独立电影人的呐喊与后来生存格局的改善有多大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声音的确有人在听。2004年贾樟柯解禁前后，电影局召集了张献民、贾樟柯、王小帅等人开会，谈的正是关于禁片的事情。此后，电影局打破了此前设定的很多禁忌。在2003年11月谈话时，有一些人仍然持消解态度，既有对对方的不信任也有为自己创作空间的担忧，张献民是持积极态度的，此后交流的效果，也是很积极的。

　　2004年1月贾樟柯全面解禁。此后创作《世界》，贾樟柯声称他的创作倾向并没有因此而被改变，“我不会因为通不过就极端，通过就不极端。”后来他的双片审查的结果是：4月13号拿去电影局受审，4天后就拿到了通过的通知。交流使双方放弃了某种抵触和防备心态，从而走向和谐的局面。

　　从与张献民的谈话中，我发现他不相信二元对立的思维，他似乎不认为世界只有两股针锋相对的力量，而是处于时刻变化着的互动中。他说，由于媒介手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从有限交流走到了一个无限交流的状态，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交流却仍然欠缺，那就是公共政策方面的官民交流，态度似乎都不积极。既然现在媒介手段增加，要想有所作为还是不难。这些年张献民曾进行过一些签名呼吁，而签的必须是实名，“我们只能用个人的实名作为保证，这也就是我在网络上坚持的，必须实名，你是一个公民，是有身份的，你必须对你的言论负责。”他说。

　　无限交流的概念也许还意味着，再也没有一种让人彻底绝望、因为完全没有解决之道而走向彻底对抗的局面，一切都还有着余地，但看你是否有着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而这些力量需要积极地去培养。

　　张献民一直积极鼓励DV创作，他将DV称为“低微”，DV带来了平民化的影像，成本低，也往往不追求大的利润回收，因此不受各种限制，能够做到平易地观察身边的事情，并可能拿来纪录自己觉得重要的社会资料和用以举证的各类证据。 张曾专门为DV青年写过一本书，叫《一个人的影像》。

　　这些年，张献民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在南京组织中国独立电影节，目前已经组织四届，他是组委会主席。

　　传播、交流与经验的开创

　　现在，张献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黄亭子建立了影弟工作室，定期组织“影弟放映”。影弟的名字，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独立)的前两个音节。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和崔卫平。后两位也一直在为中国独立电影进行呼吁。张献民称，“影弟放映”类似于好莱坞的“试片会”，专门放一些低成本小制作的刚刚完成的影片，多是专业摄像机摄制而成。郝建戏称，“这里放映的电影大多数是穷馊馊地拍出来的，如果一部片子花了20万元人民币，就会被称为大制作。”

　　这个为电影青年提供看片交流的活动类似于艺术沙龙。由于来的人并不多，所以活动还提供茶水和红酒。郝建则戏称这些观众是一帮伪小资，“在11层高楼喝着红酒看地下电影”，“对底层的关注、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很奇怪地与小资格调和时尚品位融合在一起”。

　　张献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独立制片人。在此之前，他为很多独立制做的电影提供了许多无偿帮助，现在他试图进行一种产业化的尝试，希望在这些片子里面有自己的股份。具体做法是，他为一些片子提供机器，有时候会帮助寻求拍摄资金，对于后期的发行也有着一定的介入。

　　最近几年，中国电影持续活跃，但与中国的人口总量相比较，中国电影的多元化程度不足，个人创作才华也展示得不够，这也正代表着尚有着无数的增长点和足够的发展空间。独立制片人这一职业，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就有，但并没有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独立制片人的位置。如今，这个职业又逐渐显现了。

　　所以张献民的许多经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也许是开创性的。在目前，对独立制片人的限制依然很多，但只有试探着走下去，才能体验到哪里有闭塞且需要开放之处，也才有对话、交流以及空间的拓宽。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