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型社会的路径在哪里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引起广泛关注。这一说法，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进入投资理财时代的确认；另一方面，也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路径：通过更多财产权的分配，形成中产阶层占据多数的“橄榄型”结构，进而达致文明而稳定的现代社会形态构成。

　　这样一幅中国社会结构的未来图景要描绘出来，端赖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改善。即工资性收入的向上调整，及更高的市场利润分配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有着明显的现实性，因地区差异明显，在经济水准和生产方式的双重制约之下，提高的范围和幅度有限；相较而言，金融市场和房产市场因为预期性的注入，更易提高分配水平：有序发展金融市场和房产市场，既可保证公众财产的保值升值，也可使社会财富返回于生产投资中去，在带动生产之后，回馈更多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表述，实际上对各类财产的供应方和监管方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是财富的最大产出者，只有企业创造出更多利润，蛋糕做大，公众才有望从中分羹；政府是财富的分配者，只有制订更为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让公众合法合情地获得利益；同样，作为实体市场和虚拟市场的监管者，政府部门必须尽可能消除公众在获得财富时的潜在和现实风险，才能为公众拥有更多财产提供保障。

　　当前，有一些现实的矛盾在影响着上述理念的顺畅落实。其中尤为突出者，是证券市场与房产市场中公众的热情与市场风险加大之间的背离。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居民储蓄高达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证券市场和房产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

理财热情高涨。在证券市场，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户。在房产市场，一方面是不少城市楼价屡创新高，另一方面房产空置率也在上升，“有价无市”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因此，尽管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将长期向好，但是，在对市场预期过分透支和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应对不足两方面原因影响下，市场的阶段性风险正在加大。

　　这种风险也为外界关注，特别是证券市场。在中国沪深两大证券市场市值达到与第四大经济体相符合的3.7万亿美元后，在中国今年

股票成交量有望居世界冠军之时，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是初级泡沫还是正在形成深度泡沫的争论也在加剧。这种争论，技术性结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应于反复争论中，总结出在经济繁荣期市场避免大的风险的管理思路。这一总结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涉及市场的稳定健康，也涉及公众获取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是否枯竭。此前的殷鉴，是美国2000年的股市危机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股市危机。在房产市场，美国的次级债危机、香港的楼市崩盘故例也非特例。

　　因而，越是在市场指标高企之时，监管层越应有“如履薄冰”之念。目前在证券市场展开投资者风险教育，在房产市场展开的提高进入门槛等工作固然得宜，但是，让更多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要求，决定了决策思维的必须拓展。

　　可以预见的是，如何让更多消费者转型为投资者，将是监管层重点考虑的内容。当下，公众的投资热情和监管层对公众热情盲目性的担忧，根本原因在于投资机会稀缺。因此，增加供应量势必成为下一步监管者的决策选项。金融衍生品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投资由政府、企业主导转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参与，是应有之义；还可观望的是，境外流动性的涌入和当前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的局促，铸就了中国证券市场和房产市场的繁荣性和风险性并存特征。在投资市场的半封闭式状态更加放开之后，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性将前所未有地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市场风波的免疫力将不会再天然永固。从监管层到普通民众，都需在管理和投资行为中更多地考虑到境外因素。

　　空前庞大的财富支配能力，不仅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不仅仅意味着对更大财富的追求，更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这一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普通投资者思维的跟进，和监管者拓展市场和调控市场手段提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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