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牟其中现象

　　李慰饴

　　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97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年份之一。

　　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中共十五大也即将在这一年召开。关于改革开放、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年，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各种力量的较量和各种思想的交锋日趋尖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去世，使一些坚持旧体制的人认为有机会扭转局面，利用各种方式挑起争论。这一轮争论的焦点，是所有制问题。

　　从1994年开始流传的几篇匿名文章，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冠名《北京地下‘万言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地，一般简称《万言书》。这些“地下论文”以上纲上线的理论形式和严重的批判指向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文章的语气、内容到理论的高度，使人觉得大有背景，引起不少猜测。只是过去几年，人们认为有邓小平在，大局可以稳得住，可在1997年2月19日之后，人们难免有所疑虑。

　　一些对改革持怀疑乃至反对的人，除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改革进行根本性的指责甚至否定外，甚至开出了所谓涉嫌犯有 “重大政治错误”的名单。这个名单后来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令人不安。其中，他们选择了两个人作为突破口：一个是时任党的高级干部，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一个是早已声名大震的民营企业家、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

　　这一官一民，成为一对射击的靶子。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判者真正的目标，是改革开放路线。

　　厉有为因其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写下学习心得《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而受到他们的严厉批判。对此，近年已经有许多文献予以披露。而对另一个人——牟其中的更为激烈的讨伐，则因后来发生的复杂情势，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失忆”。

　　但是，真实的历史是无法跨越也难以回避的。

　　《万言书》的作者们认为，由于民营经济的兴起，我国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阶层。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为美帝国主义颠覆共产党政权服务，方法上是和平演变，口号是全盘西化，行动上是私有化。其中最著名的那篇《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提到：“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而《改革与经济人》一文更特别指出，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牟其中，并说他是李泽厚、王蒙、于光远、林毅夫、樊纲等人的经济后台。

　　到了1997年，这种地下争论开始公开化。有些媒体不时出现质疑改革的文章。在一家杂志的当年第2期上，发表了《“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被认为是一篇重量级的全面讨伐民营经济的檄文。该文共12页，其中有10页批判牟其中。文章把牟其中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代表，称他为私营企业主中的“出类拔萃者”，对他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思想解剖”，特别提出了“牟其中现象”，强调应该“认识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能量’，把握到‘它的奔涌的潮头和趋势’”。文章批驳了牟其中一系列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言论。

　　为了保卫传统体制的“纯洁”，选择牟其中作为批判对象是有道理的。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就公开提倡所有制改革，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学的试金石”。多年来，他发表过《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公有制的概念需要修正》等文章和讲话，推崇股份制，主张对国企实行所有制改造，甚为引人注目。

　　牟其中对批判者进行了还击。3月份，他写出了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还组织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作为对《万言书》的正面回答。后者是一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股份制问题的语录汇编，用以说明对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根据。这两个文稿除了公开发表之外，据说还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送呈中央有关领导。

　　那家杂志立即还以颜色，在4月份发表了《看〈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几乎逐条批驳了牟其中的观点。

　　自《万言书》流传以来，牟其中处境日益尴尬、窘迫。资料显示，某些人大有置其于死地、以使杀一儆百的动向。

　　但是，令这些人失望的是，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甚嚣尘上的姓公姓私的争论，为即将召开的十五大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开，确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明确阐述，冲破了“所有制崇拜”，确立了党的新的所有制理论。也因此。1997年曾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年。

　　不过，就在中共十五大召开的前两天，9月10日，一本名为《大陆首骗牟其中》的书出笼。这本书是借某个杂志的“增刊”名义私自出版的，一时风行，街头巷尾到处兜售，成为书刊发行的“壮举”。恰恰是在十五大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私营经济的“自家人”地位得到确认的时刻，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被大张旗鼓地“示众”，其效果可想而知。

　　尽管后来这本书被有关部门认定为非法出版物，书中对牟其中个人和南德集团的十几条指控并未被证实，但是其影响却迅速遍及海内外。一时舆论大哗，全国有几百家媒体相继对牟其中进行了大量的负面报道，批评文章成千上万。关于牟其中的各种版本的传言到处飞舞，有说他自杀的，有的说他跑出国了的，有说他已经被捕的。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团四面楚歌，风雨飘摇。

　　一年多后的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因 “信用证诈骗案”被捕。

　　二

　　1997年9月下旬，牟其中读完十五大政治报告，意气风发地组织集团成员搞了一次“登泰山、小天下”旅游。10月1日登临绝顶，他踌躇满志地吟咏出“安得挽来天河水，洗尽兵甲长不用”这样的诗句。但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此时他一定心急如焚，哪里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早在1996年3月18日，他准备赴美商谈卫星抵押融资业务时在首都机场被“边控”，出国护照被扣押。一封匿名举报信使十多个执法部门开始对他进行长达数年的审查。正在操作过程中的满洲里开发、与俄罗斯的卫星合作等项目障碍重重。国内银行已对南德集团处处封堵，直至后来实行账号冻结。合作者纷纷撤出，有的国外金融机构冻结资金往来，有的员工开始考虑退路。南德集团事实上已无法正常经营。

　　一个号称有20亿资产的企业，连日常基本行政开支也成了问题，集团开始向员工个人和亲友借钱。而南德员工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牟其中不服输。他认定他的项目对国家有很重大的价值，对企业来说，也很快会产生良好的回报。他还坚信在企业经营和项目操作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声称，现在发生的一切困难来源于政治。他说他自己创办的南德集团就是要做改革的“试验田”，肯定要触及旧体制和传统观念，自然就可能成为反对改革势力的目标。他认为自己正在成为路线争论的牺牲品。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牟其中是最具有传奇性也最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个，因而也颇多争议。

　　文革中，玻璃厂工人牟其中和几个年轻人组织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写出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武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文，后与人合写 《中国向何处去》作为研究会的“纲领”，赫然提出通过改革的方式“建立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1975年8月，研究会的全部成员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和几名骨干成员被判处死刑。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他们得以免除一死。1979年底，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他所在的万县为他们平了反。出狱后，他立即辞去公职，自愿下海创业，声称要“建立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他以300元的“资金”起家，创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营企业“中德商店”。商店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可是1983年有人要求“在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地政法委书记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公安局以 “投机倒把”的罪名取缔了企业，把牟其中等人投入了监牢。1984年8月27日，中办、国办接待站办公室信访局官员亲赴万县将牟其中等人解救出来，才结束了他第二次牢狱之灾。当时《人民日报》发了消息，还配发了题为《医治“左”的顽症》的评论。

　　一经获得政策支持，牟其中更坚定了大干一场的决心和信心。他的南德集团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牟其中在短短几年内做了几个令人瞠目的项目，在国内外产生极大轰动。

　　1991年，他利用前苏联的特殊历史条件提供的机遇，用当时我国相对过剩的轻工业品换回4架大型苏联客机。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易货贸易，居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南德集团一下子成为中国企业的明星。

　　在飞机贸易之后，南德成立卫星公司，致力于商用卫星的开发、发射、地面应用和卫星转发器的租赁。这对中国民营企业也是不可想象的大胆行动。南德和俄罗斯的宇航总局、国际卫星组织、宇航信息中心等机构以及一大批最权威的专家建立了密切关系。在政策有所限制、资金受到围堵、经济陷入困难的情况下，牟其中千方百计坚持推进着卫星计划，1993年12月28日，南德的航向卫星在俄罗斯拜科努尔宇航中心发射成功。1994年7月，南德集团正式公布这一消息，又一次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后来，牟其中组织南德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合作，他计划拥有3颗航向卫星，还要再发射两颗最先进的大容量卫星。1995年南德集团组织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优秀专家专门召开了论证会。这个诱人计划的前期资金投入相当巨大。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得不到国内金融机构支持，资金问题成为最大的困难。这迫使牟其中转向国际融资。但是后来，他却栽倒在融资的陷阱里。

　　牟其中是个雄心勃勃、思维狂放、“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在忙着天上的飞机和卫星等令人眼花缭乱的项目时，他又瞄准了东北亚的广阔空间。当许多企业热衷于往南方淘金、炒地皮和房产的时候，他选定的第三个目标是开发满洲里。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满洲里的口岸所在地还是一片荒芜的大草原。他在做飞机贸易向前苏联发货时，看到因两国铁路轨制不同必须在满洲里铁路口岸进行换装 “过货”——即货物换装——带来的极大不便，也从中看到“瓶颈即商机”。他认定满洲里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下一个战略棋子就要落于此地。

　　1993年，牟其中与满洲里市政府共同讨论了合作开发问题，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南德集团决定从基础设施入手、全方位开发满洲里。那年春天，牟其中和当时的满洲里市领导为筹建满洲里国际口岸做了大量工作。牟在满洲里发表了《为把满洲里建成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而奋斗》的长篇讲话。在这之前，他专门给中央呈交过《历史性的机会和我们的选择》的报告，还发表过《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的演说，极力强调满洲里的战略地位，主张加速满洲里口岸的建设与开放。1997年11月，中俄两国元首举行最高级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中俄贸易揭开了新的一页。牟其中憧憬着“让未来的满洲里和锦州港通过陆海大通道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对接起来，成为洲际性物流节点城市”。他提出一个颇具鼓动性的口号：“跨出一步是欧洲！”

　　南德集团先后向满洲里开发投资几千万元。但满洲里开发项目和卫星计划一样遇到了种种阻碍。1998年11月18日，南德投资的满洲里口岸开通，可牟其中已经处于风声鹤唳之中。1999年初牟其中被捕，南德被查封，满洲里的其他项目和卫星计划陷入瘫痪。

　　飞机易货贸易、卫星和满洲里开发等三个项目，都是当时民营企业的禁区，是连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也不敢想的 “天方夜谭”。牟其中却引动视听，峥嵘逼人。

　　除了在企业经营方面浪漫高蹈，他对经济学范畴也有超常的热情与独特的见解。与他的新奇的企业实践一样，他的张扬的理论表述，也常常使他招致非议，甚至成为射击的标靶。

　　第二次坐牢时，牟其中已经进入中年。1984年5月，他在废纸和烟盒上写出万言论文《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写下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出狱后不久，1986年7月，他在《深沉的思索与思索后的行动》一文中提出“建立普遍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认为当时中国的企业改革是 “冷落了经济学的试金石——所有制的变革”。1986年9月，他写出《所有制改革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后来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实行股份制改造。1985年，他在与日本友人交流时居然大谈“公有制的概念需要修正”，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最终要走股份化”。

　　按照牟其中的思路，1995年，南德集团实施了对部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所谓“765工程”试验。牟其中不赞成用“下岗”作为主要手段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他认为，国有企业中训练有素的工人和“交过无数学费”的管理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如果运用得当，其价值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几万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问题，主要出在机制上；目前国有企业的机制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改革就是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实现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试验注定了只能半路夭折。1997年，某些人对他进行批判时，说他是要“接收国有资产”，“这个非党的私营企业主还要让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转型为终身的职业企业家’哩！”冷嘲热讽，旁敲侧击，不一而足。

　　南德集团的所作所为，被一些人认为是私营企业对公有制的挑战，是“要以私营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而他的那些理论主张，则被认为是新生资产阶级代表对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进攻。1997年乃至以后几年在关于改革路线的理论争论中，牟其中都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

　　1997年年末的一个下午，在西单三味书屋的三味茶寮，牟其中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记者知道这位牟总当时已经四面楚歌，愿意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一些“敏感问题”。

　　牟其中就从这个书屋和这个茶寮谈起。他说，这个黄金地段，开了这么个高雅的书店和这么个古色古香的茶寮，其实是对商业资源的浪费，“如果我有这个地段的这么个房产……”

　　记者打断他：“你自己的公司现在也很不妙呵。”

　　牟其中说：“那不是我自己的原因。”

　　记者问：“你认为你成功了吗？”

　　牟其中答：“我为什么不是成功的？这几年我做的三个大项目——飞机、卫星、满洲里，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哪怕只是做成其中的一个，都是值得骄傲的。何况我还有许多项目都是很了不起的！若是不捆住我的手脚，我都可以完成。阿基米德说过，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整个地球撬动起来。”

　　记者笑了：“你总是那么自信。”

　　牟其中说：“你可能想说我是自负吧。”

　　记者不答。

　　牟其中说：“你猜我最自豪的是什么？我不过是个高中的学历，工人出身，却被一些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当作重要的论辩对手，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差。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是通过书本学来的，而我的信念和认识却是用生命的拼斗、用血与火的熔炼铸造出来的。”

　　牟其中自称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或商人，而是生活在一个激烈转型社会中理性的探索者，他的一切活动，都具有试验的色彩。

　　那时他正经历来势很猛的围剿。就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开始进行产权改革的关键时刻，年近六旬的牟其中第三次坐牢了。

　　三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被捕。直到1999年11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对“南德集团暨牟其中等信用证诈骗案”开庭审理，当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此后再没有进行过开庭审理。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院判决，判决书称他领导的南德经济集团法人犯罪，主要罪行是以虚构的事实从事假进口，诈骗了中国银行湖北分行的信用证。法庭判决“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等犯信用证诈骗罪”。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牟其中称，他们是在卫星项目急需资金、国内银行渠道完全堵塞的情况下寻求境外融资，受到华裔“外商”欺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境外融资被偷改成了国内套汇活动。“外商”串通湖北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盗用南德名义，由交通银行贵州分行担保，向中国银行湖北分行骗开了信用证。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全国展开“外汇严打”，中国银行把这一民事纠纷起诉至湖北高法。原告湖北中行，被告依次为湖北轻工、贵阳交行、南德集团。而到了1998年底，这个民事案件却“转化”为“信用证诈骗”的刑事案件。涉案三个被告只剩下一个民营企业南德集团，作为申请开证方的湖北轻工和开证担保方的贵阳交行两个国有企业未被起诉。那个操纵这项骗汇活动的“外商”却在被拘留后一个月就被湖北轻工保释出境，也未被起诉。

　　从被捕至今已经快9年了，牟其中与南德经济集团始终不服判决，一直四处申诉。牟其中申诉的理由是，这不但是一个 “错案”，而且是一个“假案”。

　　牟其中认定其为“错案”的理由是：即使指控南德假进口的事实属实，南德的行为也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其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7月16日发的 《关于严禁随意止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30日发的《关于加强国际信用证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国际商会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以上文件均对信用证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单据交易”、“信用证交易与基础交易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14日颁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认定 “本《规定》明确了信用证法律关系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的原则”。 2005年12月8日颁布的同样具有司法解释法律效力的《关于<规定>的说明》中，也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立法”，“我国同样没有关于信用证的专门成文法规定”， “信用证纠纷案件毕竟是民商事案件”。牟其中认为，所谓“假进口”问题，适用法律也只能是与基础交易欺诈有关的法律，而与信用证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何况这些是由“外商”与另外两家国有单位“精心安排”的，南德既不是策划者，也不是操作者。

　　牟其中认定其为“假案”的理由是：将“假进口”的责任栽在南德集团头上，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方法。现在已经查明，据以判决南德与湖北中行信用证有关的三个证据，即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代理贴现协议、担保协议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利用假进口骗取中行信用证的不是南德集团，而是后来并未被追究的湖北轻工和贵阳交行。这已被刑事预审和民事一审、二审公布的证据材料所证明。

　　民事审判在基本事实和性质的认定上没有附和刑事判决，却认定“湖北轻工与东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外贸合同并未实际执行，南德集团与湖北轻工之间该单信用证的分代理进口协议，在湖北轻工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并不存在”，而是事后湖北轻工“为逃避处罚，南德集团应湖北轻工要求而于同年9月底补签的”。民事审判还认定“南德集团与原告之间无直接的信用证法律关系”。在刑事判决之后进行的民事判决，在根本点上否定了同一法院之前的刑事判决，成为我国司法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2003年1月18日，4位权威法学家高铭暄、赵秉志、黄京平、龙翼飞教授对牟其中案进行了专题论证，在《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中表示：本案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据南德理事会称，牟其中除了坚持申诉外，一直关注着关于改革、关于发展的争论。他认为所有关于改革的 “风波”，都是和他命运紧密相连的。

　　2001年，他在监狱中继续进行关于股份制的研究，写出论文《国家所有制不是公有制实现的最佳形式》。他发出感叹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从1978年至今已经足足23年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问题之沉重与艰难。”他宣称国家所有制不是当今社会公有制实现的最佳形式，而强调“基于个人所有制的股份制，才是我们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最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2003年，牟其中看到郎咸平等关于民企“原罪”的文章，立即通过南德理事会代表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他说，“一个只能在神学领域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才可能提出的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怀疑，令人深思。它令我联想到了反人类的中世纪的宗教法庭”，“企图以‘原罪’来否定民营企业生存权的斗争，绝非自今日始。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从来就存在着对民营企业两种截然对立的评论。”

　　有人认为，就民营企业“原罪”、所有制改革等问题引发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

　　《南风窗》杂志在报道他的观点后指出：“牟其中案发之时，正是改革触及到所有制问题的关键时刻。民族文化中基于‘均贫富’的传统‘仇富心理’，以及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都是整个社会陷入‘原罪’的话题而深受困扰的原因。”

　　令牟其中兴奋的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无疑是对所有制讨论所作的权威性的结论。

　　2004年，牟其中委托南德理事会将他多年关于经济理论的讲话和文章整理成一本书稿，书名拟为《牟其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思考、试验文集》。他看到书稿后兴奋地说：“风雨消停之后，再来审视这本记录了我狂放思维的书，谁也不能说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又不可逆转了的一场变革；谁也否认不了在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总体经济结构如何转变等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领域，我早在8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了今天已被肯定的思路。”

　　高墙里的牟其中，居然未改其本色。

　　(李慰饴，资深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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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