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友：新华社里三十年

　　马国川

　　一

　　当张广友成为新华社记者后，他感到“很孤独、很苦闷”。

　　因为他发现，他所在的新华社国内部虽然只有80多人，但是几乎都是资历较深的老新闻工作者，其中70%以上是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90%是党员，30%左右是行政13级 (局、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像他这样既没有资历，又是外行的很少。

　　“最难受的是，由于我不是党员，一开党员会我就得自觉地离开办公室，到别处去回避。那时党内会议也多，差不多每天下午、晚上都开会，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他说。

　　他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丢掉所学的专业改行当记者”。

　　张广友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的贫困小山村。由于家庭成份在土改中定为小地主，属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校方按规定取消了他的食宿供给制，他随之失去了生活来源，被迫中途辍学。为了谋生，高中没毕业的张广友考入东北林学院森林勘查训练班，一年后成为东北森林勘查队的一名队员，开始了原始大森林里的勘查岁月。

　　

神话般的奇异生活情景让年轻的张广友兴奋、陶醉，情不自禁，诉诸笔端。开始是给机关里的黑板报写，后来又给报刊投稿。一些媒体陆续刊登了这些来自大森林里的文章，张广友逐渐小有名气。不久，他从森林勘查队调到东北林业局机关工作。

　　1955年，大学招生生源不足，中央鼓励并号召高中肄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25岁以下的在职青年报考大学，并规定录取后按工资级别给予助学金。已经24岁的张广友抓住这个机会，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他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被自己填报的新闻专业录取，而是成为农业经济专业的学生。

　　四年的学习使他逐渐对农业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不熟悉到喜欢，并以优秀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分配时，他被新华社看上，点名要他。虽然他不想改行，但是必须服从分配，别无他路。说来真是奇怪，原来报考时想学新闻，却没有被新闻专业录取；毕业分配时，没学新闻专业却硬是要他改行当记者——就这样，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新华社，被分到了“老干部多、党员多、业务水平高”的国内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他几乎失去了信心。不仅仅是孤独和苦闷，工作上也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出去采访时，都要开采访介绍信，统一规格的纸上没几个字，“政治面貌”那一栏是空着的，按每人不同情况填写，分为“中共正式党员”、“预备党员”、“共青团员”、“超龄团员”、“群众”五种，不能空白。当时他的共青团员已经超龄了，还是得写上“超龄团员”，似乎比填上个“群众”好点儿。采访时也多是党内外有别，非党员一般不能采访党的会议。许多材料也大都属于“党内机密”，不给非党员看。

　　既不“红”又不“专”，出身又不好，张广友决心主动离开。但是新华社人事处负责人批评了他，并给他讲了一大堆“服从祖国需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等大道理。他也只好作罢。

　　二

　　他想，既然一时走不了，就不能再犹豫徘徊了，要想办法在新华社站住脚。如何才能站住脚呢？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熟悉和提高业务水平，使自己早日成为内行，也就是说要尽快写出好稿子来。

　　好在他虽然没有学过新闻专业，但过去还是写过一些东西，而且有自己熟悉的部门——林业部。他的第一篇稿子，写的就是东北林区加强森林抚育和森林更新的报道。

　　他陆续写出的报道先后被新华社播发，没有废品，而且绝大部分都被《人民日报》采用了。作为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这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儿——那时《人民日报》只有四个版，《人民日报》自己的记者上稿子都很难。

　　张广友入党问题解决了，甚至被认为“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仍然压迫着他，让他谨言慎行，不敢张扬。

　　那时，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反右派斗争时，张广友正在大学读书，全班25人划了3个“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以及后来他们的悲惨遭遇，使他不寒而栗。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以后的反右倾、拔白旗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搞调查。作为一个学农业经济又了解实际情况的记者，他对于这些运动有不同看法，但又无能为力。他知道，如果他公开站出来反对，表明他的态度，那他就不仅是个保守主义者了，很可能就和家庭出身挂上钩，轻者说是立场问题，重者说是阶级斗争。

　　“我感到没有随波逐流、没有跟着人云亦云已经是不容易了。”他说。

　　但他终究不能做一个时代的旁观者。

　　三年大饥荒(1959-1962)时期，他成了万名下放干部中的一员，被下放到问题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山东省惠民县农村两年，真正了解到农民已经困难到何等地步，了解到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出了一篇他永生难忘的文章——《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和调查》。文章反映“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发自内心的呼声：“‘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

　　新华社内参部认为文章很好，决定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没想到送审过程中风向逆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在内参部领导保护下，张广友靠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却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这篇调查也成为张广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需要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

　　三

　　1966年初，张广友从农村参加“四清”回到新华社，先是调到国内内参部，后来又调到机动记者组。他为这一变动感到高兴——机动记者不受部门分工限制，为他的采访工作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和更便利的条件。

　　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新华社部、处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大多被当作 “走资派”、“黑帮”打倒、揪斗，领导班子全部瘫痪。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也被打成“黑帮分子”，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进行游斗。之后，穆青又被赶进 “牛棚”，抄了家，他平时写的日记也被抄了出来，被作为“反动日记”进行批判。有一天，穆青专案组的陈日拿出这本日记给张广友看，她特别指出其中两篇，要张仔细看，并谈谈看法。其中一篇是穆青在被批斗之后写的一首打油诗：

　　一片丹心向延安，风尘笔戈三十年。

　　半百未通阶级论，方知书生是混蛋！

　　这首诗让他震惊、钦佩、感动。他边看边默念，片刻之间就能背诵下来，并终身铭刻。2003年穆青病危，撰写《穆青传》的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找张广友了解情况时，他还谈到了这首记忆极为深刻的打油诗。

　　随着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武斗事件接连不断，各级领导班子大都已经瘫痪，全国一片混乱。中央急需了解各地情况，但正常信息渠道已经中断，一些派性严重的组织反映上来的情况不够真实，有很大片面性。于是中央要求新华社派记者深入实际，加强内参报道，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华社从国内各部门和解放军总分社陆续抽调一批记者，专门从事内参报道，张广友就是其中一员。

　　张广友先是在国内内参部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动向专题报道。后来由于红卫兵进驻新华社内参编辑部，国内内参被迫停刊，1967年初合并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办的内部刊物 《快报》。《快报》停刊之后，新华社又创办了一个只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张广友成了这个重要机密刊物的一名骨干力量。

　　文革十年中，他进“五七干校”一年，其余时间，一直都是在搞内参报道。这期间，他采访了许多重大事件，如1967年“7·20”武汉事件、1969年山西武斗、1975年淮河大水灾、1976年唐山大地震等等。

　　在占有第一手材料基础上，他写了大量的、系统的、详实的内参报道和调查报告，记录了耳闻目睹的许多重要事实、重要场面。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重大事件，除了少部分——如唐山大地震——作了有限制的公开报道外，绝大部分仍在尘封之中。

　　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历史性大转折。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安徽。张广友与万里曾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境中相识。1977年9月，根据万里的建议，张广友被新华社派为总社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领导工作，成为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一名“智囊”人物。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这场改革的核心，是普遍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把张广友推上了历史潮头。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由张广友执笔的 《安徽大步赶上来》，最早公开报道了中共安徽省委制订的农村政策《六条》的部分内容，接着，他同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中棠就《六条》中的“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定远县农村进行调查，写了长篇报道 《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在197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配评论发表。这两篇报道发表后，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万里对包产到户表示赞同和支持，却遭到了从上到下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有的说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安徽搞包产到户。万里则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你那个‘阳关道’可走，只好走我们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在安徽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广友跟随万里参与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全过程，亲自执笔采写了100多篇共30多万字的内部和公开报道，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大造舆论，同时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双包”责任制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980年2月，万里回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张广友也跟随万里回京，不久便从新华社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其间，他仍然为新华社撰写稿件。

　　围绕包产到户的斗争并没有平息。

　　就在万里回京工作前，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代表关于“包产到户”的发言，引起了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以至于被围攻。万里回到北京不久，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声称“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公开点名批评安徽。在这种情况下，张广友和吴象合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文章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巨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诸多诟病。1980年4月中旬，张广友和吴象到安徽了解情况。在一次会议上，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当着两人的面，上纲上线地批判了他们写的文章：“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

　　张广友和吴象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地写了8篇共22000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包产到户斗争的关键时刻，发表了重要讲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至此，反对者才偃旗息鼓，甚至改弦更张了。

　　这年冬天，张广友和吴象、李千峰走访皖、豫、鲁三省一些农村，连续写了5篇报道。第二年春，新华社在内参基础上公开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用后，对加速和完善中国农村改革，起到了催化作用。

　　不久后，张广友调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五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张广友每天仍在勤奋写作。他认为，记者和作家一样，从事写作是没有“退休”之说的，只要头脑清楚，手还能提笔，就不能停止写作。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所采访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当代历史真相告诉后人，“这是一名记者应尽的责任”。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

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教授，季老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是这位老先生的历史经验总结。

　　“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深刻感受到‘真话不全讲’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民的 ‘生存之道’，是一句含义很深的心底里的话，”张广友对这两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反复体味，“按理说，真话应当全讲，‘不全讲’是有历史背景的。但是真话毕竟是真话，没全讲的真话也可能是最珍贵的真理。然而在那个时代没有条件，所以不能全讲。我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真话是会讲出来的。应当创造条件，使人们尽可能做到‘假话全不讲，真话要全讲’。”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