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傻瓜 善良的凯鲁亚克

　　兴安

　　今年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50年。据说这本书的最新译本在中国已经是第8次印刷，销售超过20万册，可我严重怀疑有多少人真正读完这本书。最早看到这本书,我是从作家徐星手里借的“内部发行”版。当时是1985年，初读《在路上》，我其实没留下特别的印象，看得也匆忙，只记住了萨尔、迪安和玛丽卢3人裸着身子开车，引得对面开来的司机分神，差点拐入路沟等几个好玩的细节。后来又看了漓江出版社的版本，当时我正拼命写类似风格的小说，所以很亢奋。最近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最新译本时，也许是年龄大了，感觉就平和了许多,我开始在小说热闹的颓废的奔走的虚无行为和情绪中体会到作者的悲哀之心。

　　“垮掉派”的代表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谈到《在路上》时说：“受难是他作品中最基本的特点和主题。第二个特点就是人生无常。”所以，这种境界决然不是年轻时的我等能够理解的，而上世纪80年代，国内出现了大量疑似《在路上》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小说，也因此引发了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并不具备《在路上》中人物的真实处境和天性，我们的小说都是不自觉的模仿，是所谓的西方哲学强加或渗透给我们天性的一种间接的情感。现在看来，这种盲从与今天我们流行文化中的“哈日”、“韩流”现象并无本质的区别。

　　《在路上》的产生，当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由，这便是众所周知且又臭名昭著的“美国梦”，所以有人将这部小说与《白鲸》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相提并论，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说《白鲸》预示着“美国梦”的破灭，那么《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和《在路上》则是对“美国梦”的逃离。美国评论家迪克斯坦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中谈到“汽车”和“道路”的繁荣，对大萧条后美国社会的影响。他说，“汽车”和“道路”所引发的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使“美国人民正在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两者既是美国文明的新标志，也提供和造就了人们的焦躁不安和逃离它的新方法。“《在路上》的天才之处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躁动不安和关于道路的美国经典神话联系起来，并且用这种躁动不安来表达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价值观……‘路’代表了战后那种情感开朗奔放，行动无拘无束的美国精神。”小说主人公迪安等人的流浪式的奔走与其说是有目的的追寻，不如说是纯粹的对于运动的梦想，一种毫无方向、毫无意义的癫狂般的刺激与发泄，所以有人称他们这一代人为“神圣的傻瓜”。这些，或许才是那个时代美国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路上》是美国文学的经典，但人们对它的争议至今都没有停止。写过《冷血》的作家杜鲁门·卡波蒂就曾挖苦说：“凯鲁亚克的风格不是写作风格，而是打字风格。”而小说出版的那年，《纽约时报》甚至讽刺凯鲁亚克压根不会写作，把这本书奉献给公众是一种耻辱。从阅读的角度看，小说中有很多精彩的段落和细节描写，正如美国评论家米尔斯坦所说“有的片段美得令人窒息”，但是这些段落和句子都点缀或隐藏在他平凡即兴的口语化的叙述中，没有耐心或者不喜欢他的读者很难体验。这就是我怀疑有多少中国读者真正读完了这本书的原因所在。

　　写过《兔子，跑吧》的厄普代克应该是最不崇拜凯鲁亚克的美国作家之一，因为在写作上厄普代克像一个精雕细刻的工匠。厄普代克这样评价凯鲁亚克：“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善良的东西，一种感情上十分善良的东西。”这个迟到的发现也许并不被死去的凯鲁亚克买账，但它抓住了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的最本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