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鼓噪与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形成

　　徐行

　　美国的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选举政治。政治人物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紧紧围绕着选民、选票和选举。美国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候选人和选民的渠道和桥梁，但它不仅仅是中介，它告诉选民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人来治理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操纵着选举，也操纵着政治人物。

　　美国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如此之大，一旦它自身缺失监督，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美国媒体如今充斥批评布什政府及布什本人的文章，诸如布什如何打错了伊拉克战争，如何低估了伊拉克的反美势力，如何忽视了文明间的严重隔阂等等。但也是这些媒体，也是这一群记者，曾经扮演了伊拉克战争说客的角色。可以说，在布什政府决定攻打伊拉克的决策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发挥了错误的向导作用。在伊拉克问题上，经常可见记者或专栏作者们用简化、夸大的词汇评论时局，误导公众。

　　戴维·弗鲁姆目前在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智库“企业研究所”工作。他曾是一名记者，后来在白宫担任布什的发言撰稿人，著名的“邪恶轴心”就出自他的手笔。“邪恶轴心”是简化与夸大的杰作，它把复杂的形势与任务加以简化，对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无限夸大。这个布什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词汇，无疑让美国人回想起里根时代有关苏联是个“邪恶帝国”的演说。其宣传的效果是，对手既然是邪恶的，美国既然是正义的化身，那么“替天行道”的美国自然就要“先发制人”，必须要把对手清除掉。

　　美国在策划反恐战争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背后，有一支强大的记者智库力量。而自从乔治·凯南领导一支团队针对苏联的扩张威胁研究出美国的应对政策以来，目前这支力量的实力可谓前所未见。这当中有政客、学者、记者及专栏作家，如前国防部副部长和前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前国防部副部长费思、前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佩尔、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尼·柯克帕特里克、《旗帜周刊》主编克里斯托尔、《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等等。其中大名鼎鼎的记者、主编及专栏作家就有十多位。

　　最有名的新保守派专栏作家要算克劳萨黙了，他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在巴格达陷落后不到一年，克氏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晚宴上，曾就美国在全世界的角色发表演讲。克氏告诉大家，“1991年12月26日，苏联消亡，新格局诞生。这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一个无人能抗衡、在全球每个角落具有决定影响的超超级力量所主导的单极世界”。克劳萨黙将反恐战争与二战相类比，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文明、高尚、不好战、亲西方的政府”，与上世纪40年代美国在日本和德国所主导的政体改革同样重要。他接着宣告，“这项事业规模浩大、雄心勃勃，或许还会失败。但我们不能不去尝试。为打击恐怖分子背后的妖魔，根本没有其他战略可行”。

　　几年过后，当人们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由怀疑转而失望时，克劳萨黙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他最近在费城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表示，他坚持在1990年提出的著名的“单极时刻”论断，坚信正如他所预言的在冷战结束之后，取代两极格局的不是多极格局，而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克氏表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后期，美国开始衰落的观点十分盛行。日本实力上升，中国开始觉醒，欧洲走向一体，主流观点认为，两极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产生一个由中国、日本、美国、苏联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大国如印度、巴西等构成的多极世界。他声称，事实是多极世界并未出现，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可以持续20年到30年，而这一周期就像一个弓形，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的中点。

　　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的一位主编对他的记者们传授窍门，告诉他们写新闻报道文章必须牢记四个字“简化、夸大”。这个规则几乎成了西方报纸专栏作家的不二法则，许多人因此造就出不少“优秀的文章”。应该说，新保守主义文胆们的文笔气势磅礴，富有感染力。也正因此，他们受到布什政府决策者们的器重。克劳萨黙作为新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享有崇高地位，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演讲活动中，美国副总统切尼是向在场听众介绍克氏的嘉宾。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由一位记者为副总统的演讲进行热场，尚可理解，而由副总统介绍记者作为主讲人，无疑突显华盛顿政治评论家的地位大大提升。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陷入如此严重的困境，需要反思的方面很多。决策的形成，尤其是一个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紧紧交织在一起并共同产生作用。我当然无意把布什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所有或主要责任推诿给媒体及记者。但明白无误的一点是，9·11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记者们大肆赞颂布什的果敢与坚定，媒体大肆宣扬布什的支持率高达90%，可以说从那时起，布什或许就已经被记者及媒体“劫持”了。他深受鼓舞，只想着拼命往前冲，而忽略了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