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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悲剧何在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6日 14:04 经济观察报
马立诚/文 北京学者，评论家 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 《警世通言》，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描写王安石： “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在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不醒，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也留名后世。及至万口唾骂，就死也迟了。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哪一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也。” 王安石到底什么罪呢？囫囵吞枣，语焉不详。这篇小说创作，源出于南宋流行话本《拗相公》。王安石在南宋遭彻底否定，成为箭靶人物。坊间说书的受主流文化影响，“愤青”齐上阵，使用语言暴力妖魔化王安石，把王安石说得猪狗不如，余绪一直影响到明末的冯梦龙。 直至1804年(清朝嘉庆九年)，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站出来为王安石做了辩护。其后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为王安石全面翻案。他礼赞王安石说：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水)，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墙)，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认为，尧舜禹之后，王安石是惟一完人，还说王安石走在欧美前面，最先发明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鼻祖。 由梁启超开端，20世纪上半叶，赞誉王安石的文章不断加码。“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更被抬到天上，有如登上莲花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王安石的意见，则成了“秋蝉和蟋蟀的悲鸣”。 不论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是高升九霄云中，都未免过头。 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一些异议。前些时候，陆定一又提出王安石变法是搞 “文化大革命”。他在1988年10月说：“‘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宋神宗头疼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由于形势急迫，无法维持下去，才被迫搞起来的。1067年，19岁的赵顼(1048—1085)登基当家，是为宋神宗，年轻的皇帝正面临着这样的窘态。 其实，危机在仁宗、英宗时期已经酝酿很久了。 北宋弊端，最突出的是两种。 一是冗官太多。宋代管辖领土比明清小很多，科举取士名额却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这就够组织部门安排的了。更成问题的是“门荫”制度，中高级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不经考试即可当官。有的官员还没结婚，未来的儿子已经定下了官职。有的怀抱中的婴儿，已经被指派为科长、处长。仁宗时期，范仲淹企图淘汰冗官，因得罪人太多而失败。 二是军队扩编严重。北宋政府每逢荒年，把成千上万的流民纳入军队。开国70多年，军队增加6倍，仁宗时期达到125万人。 这两项开支加起来不得了。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政府每年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国家财政陷入极度困难。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入不敷出，每年亏空300万缗(穿钱的绳子，每缗1千文)以上，到英宗时期每年亏空更高达1570万缗。 另外，军队虽然庞大，可是将领没有军权，缺乏训练，装备落后，腐败不堪，因此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战争中接连惨败。只有向两国进贡大批财宝，换取苟安。 年轻的神宗颇想有点作为。但是，当他找宰相富弼商量怎样富国强兵的时候，却兜头遭到一盆冷水。富弼对神宗说：“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没有办法，他把眼光从元老重臣身上移开，看中了已经声誉鹊起的王安石。 瞩目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江西临川)人，21岁考中进士，曾任鄞县(宁波鄞县)知县。任职第二年，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王安石把仓库里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少量利息偿还，这是后来实施青苗法的个人经验。鄞县任满之后，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官场转了一大圈，积累了从政经验，也体验了官场弊端。中年王安石，由于在经学和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名满全国。 嘉三年(1058)，王安石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说，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原因在于诸多法度措施不对头，必须改革。如果再不改革，就有可能被农民起义推翻。文章传开，王安石获得广泛赞誉，却没有引起老迈的仁宗重视。 嘉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英宗只当了三年多皇帝也病逝了。神宗继位之后，于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见王安石，王安石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扎子》上奏。在这篇改革文献中，王安石陈述了北宋自太祖开国以来的五朝施政情况，抨击了“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他说，不论是吏治、军事，还是农业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百年来之所以没发生动乱，是碰巧老天帮忙，不然早就出事了。 这番话正中神宗下怀，熙宁二年(1069)，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从此展开了长达16年 (1069—1085)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理财的是与非 吸取范仲淹从政改入手陷入被动的教训，王安石改革是从经济即 “理财”切入的。他的理财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 一、均输法。当年七月颁布。 京师每年需求物资如海。过去主持物资供应的发运使，只是刻板命令各地购买物资运到都城，这就是“输”。丰年时，物价低不能多买；歉收时，物价贵又必须办足。等货物运到京师，常因不合需求，削价抛售，而朝廷内外所需，又要另行搜刮。每逢京师有什么特殊需求，发运使和各路官员就加大税收，用以采购，商人趁机抬价，结果农民负担加重。 均输法大大增加了发运使的权力，让他总管东南各路税赋收入，有权掌握各路物资状况，调剂使用各路资金，“徙贵就贱，用近及远”。在物产丰裕、价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购买，也可以把剩余物资卖到物价高的地方赚钱。王安石拨出500万贯(穿钱的绳子，每贯1000文)钱和三百万石(一石等于十斗)米，作为采购周转经费。均输法把地方供奉变成了中央采购。 这个法的初衷之一，是收回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归于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巨无霸式的国家采购和销售的垄断机构，其弊病更甚于民间商人。官方采购价格常常是扭曲的，往往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不是贵的不买，不给回扣不买，以至于拨付的周转经费连本也很难收回，其间产生无数行贿受贿。总之，官方强力垄断干扰了市场运行。这些弊病，当时苏轼等人就指出来了。均输法后来没有实行下去。 二、青苗法。当年九月颁行，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法。 这个法规定，把过去为备荒而建立的常平仓、广惠仓(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作为本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给农民，称为青苗钱。夏粮秋粮成熟后，农民偿还时加利息20%。每年贷两次，利息总计为40%。这是政府代替富人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本意是减少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政府也能增加“青苗息钱”收入。 然而，官僚机构在全国推行青苗法却产生不少弊病。 首先，年息40%并不低。各地山高皇帝远，执行的时候还擅自加息。当时全国地方官当中，真正能做到公字当头执政为民，伏下身子为老百姓着想的有多少人？恐怕比例很少。有名目来了，还不借机捞一把？打着改革的旗号多收钱，人们并不陌生。当时宿州(安徽宿县)发青苗贷款，官府将库存的一等绿豆每斗折价为75文，二等72文，“比时价高大”，就是说比市价贵。通常状态下，新粮上市的时候，价格会低落一些。两相比较，青苗贷款折价越高，农民还贷压力越大。当时陕西，农民在初春向官府借贷一石陈米，还贷时要新的一等小麦一石八斗七升，“取利约近一倍”。史载，有的地方农民偿还的利息最高的竟高达青苗法规定的35倍，逼得农民宁肯向富户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不少官府放青苗钱时，开饭桌请借钱人吃喝，有的甚至“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为何如此？是北宋地方官要办公共食堂或促进大众娱乐吗？ 其次是手续繁杂。过去向富人借贷，双方讲好就行了，现在要填写申请，等待审批，还贷手续也很嗦。跟官僚部门打交道，向来如此。农民不识字，每道手续都求情托人，额外花费不少。而且贷款和还款额度完全由官吏来写，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农民只有吃亏。 第三，王安石给各地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摊派。富裕农户不需要借青苗钱，也强迫他贷款。为什么？政府要赚利息。青苗法规定贷款额度要看家产，一等富裕户贷款数额相当于五等穷人的15倍，利息钱也自然也是15倍。所以各地大搞“抑配”(强迫贷款)，实际上是“强与之使出息”，搞得鸡飞狗跳。 王安石实施青苗法，政府获利。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政府得到青苗利息达292万贯。专门研究王安石变法以及宋代经济史的漆侠说：“为数是颇为可观的”。 近来有伍立杨撰文 《从王安石到尤努斯》，比较青苗法和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文章说，王安石先前在一个基层单位搞小额贷款还算顺利，原因在于空间小，可以施展腾挪。后来宰制全国，上下游离，官僚机构的弊端就非他能够控制了。而尤努斯成功的要点却在于行政不干预，至少不成为障碍，依日常经验和实际情况从容操作。他们路数相似，性质却完全不同。 三、免役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颁行。 北宋中期，小地主和农民为官府服劳役极为痛苦。耕地抛荒，倾家荡产。“害农之弊，无甚(过)差役之法。”免役法规定，改无偿劳役为用钱雇役。钱怎么出呢？原来应该服役而现在免役的人，按每户财产状况分成等级，分别交纳不同的免役钱。原来不需要服役的官家、寺庙等，也按财产情况分别出一半钱，称为助役钱。各州县雇劳役的资金总额经计算后，摊派到各户征收。这个办法也使政府收入大增。熙宁九年(1076)，政府收入役钱一千多万贯，雇役支出六百四十万贯，剩余近四百万。王安石对此法最为得意。 四、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这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法。 随着商业发达，富商操纵行会和物价，有损平民利益，市易法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来的。王安石又是靠行政力量一刀切管死，“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市易法主要内容是，京城设立市易司(先名市易务，后改名。各城市都设立市易司，京城遂改名为都市易司)，朝廷拨一百万贯作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统一由市易司划定。商人向市易司抵押自己的财产，即可以20%的年息，赊购市易司仓库里的商品，到各地出售。 这样，政府自身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推行的结果，京城人声鼎沸，都说市易司“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了”。它的营销范围任意扩展，连水果、芝麻都垄断过来买卖，演变成最大投机商。当时商人向朝廷告状说，市易司卖什么什么就贵。“卖梳朴，梳朴贵；卖芝麻，芝麻贵。”市易司大肆抢购紧俏商品和畅销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利润指标，并且从中渔利。正如漆侠所说，结果是“狠狠打击了……商人资本”。官方大规模垄断经商，自然最大程度破坏市场，并且把民间利益抢到自己口袋里。后来改革派内讧，互相指责，也揭发出市易司“贱买贵卖”、“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多多收息以干赏”，这是符合实情的。以我们的生活经验为例，为什么那么多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商品房建设，而不热心廉租房建设？ 熙宁九年(1076)，市易司收取息钱和市例钱133万贯。熙宁十年(1077)，收息钱和市例钱153万贯。这两个数字，分别相当于这两年全国夏秋两税总收入的30%左右，敛钱规模着实吓人。北宋的GDP，并未有科技创新促进飞速提升，全国财富分配，官多必然民少。市易法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民间可就倒霉了。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大大加重集权的办法搞经济，破坏了市场形态，就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 强兵和科举新政 五、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实施。 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长。一家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组织起来武装训练，维护治安。同保内有犯法的，知情不报要连坐。发现来历不明的人，不举报也要惩罚。保甲后来属于兵部，由兵部负责训练，成为民兵。保甲法主要是为了压制农民聚众起义，也有利扩大兵源。 六、保马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实行。 政府设立畜马监，动员民间养马。民众愿意养马的，政府给一两匹，或发钱让养马户自购。养马户减收赋税，或发补助。养马户不能虐待马，如骑马走三百里路要受罚，马的肥瘦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政府集中养马的巨额费用，获得更多战马对付西夏骑兵。许倬云说：“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 七、将兵法。熙宁七年(1074)颁行。 针对以前禁军实行更戍 (频繁轮调)以及将领和士兵互相不认识的弊端，废除更戍法，重新划分军区，要求将领和指挥常驻军中，负责训练和打仗。还裁减年龄50岁以上的老兵，归并军营，全国共设92将(军队单位，每将大约3000人)。京师附近设37将抵御辽和契丹，西北设42将对付西夏，还有13将对付国内叛乱。兵多的设正将、副将，兵少的只设单将，有的部队设指挥。这一项改革，对纠正北宋军事体制的弊端发挥了若干作用。 八、科举新法。熙宁四年(1071)二月颁布。 过去，以诗赋考取进士，以默写和解释经文考取 “明经”(自隋朝开始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出身等同于进士科)，王安石认为是“败坏人才”。新法废除明经科考试，以前学习明经的一律改考进士。进士考试取消诗赋，考试内容改为经义大意和时政对策相结合。 悲剧所在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神宗和王安石实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改革，无疑失之太急。就变法效果来看，则是瑕瑜互见，问题很多。在此稍作剖析。 一番变法，朝廷财富急剧增加，要新建52座仓库来存放王安石敛财所得的钱粮绸绢。北宋财政收支扭亏为盈。 熙宁年间，各地兴修水利设施一万多处，灌溉农田三十六万多亩。其中江苏、浙江一带兴修水利最多，达一千九百八十处，灌溉农田十万四千亩。 在军事上，为了斩断西夏 “右臂”，熙宁五年(1072)和六年(1073)，王安石力挺王韶率领军队，在甘肃、青海一带攻击吐蕃，获取幅员两千里的土地。但是，当宋军形成对西夏的包围态势，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和五年(1082)两次进攻西夏时，却两度惨败，军队伤亡六十万人，损失极重。强兵目标并未实现。 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依靠加重集权和政府包办的方法解决财政困境，不可抑制地走上剥夺民间财富的路径。国库倒是一时充盈了，民众却叫苦不迭。王安石的本意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也就是打击强势阶层，扶助弱势群体。但各种政策到了官员手中，发生大规模扭曲。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却更加弱势。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提拔的一个叫郑侠的城门监守官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呈神宗。郑侠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卖儿卖女，拆屋砍树，流离失所，充塞道路，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将这些图景绘制下来，请皇帝圣览，停止实施害民之法。神宗看了《流民图》之后，为之凄然，下诏暂停了青苗、免役、保甲法。对这幅《流民图》，不能简单地扣上“污蔑新法”的帽子，认为不值一哂。变法时期的民生状况，是我们研究王安石变法应该重视的一个侧面。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理财。许多文章高度肯定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最近叶檀撰文指出，王安石理财，短期满足了国库所需，所产生的弊病，造成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从历史上看，政府高度垄断所得越多，对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这正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的悲剧所在。 即以今天中国的发展来看，30年来取得突出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从小岗村包产到户所开启的进程来看，在于政府逐步退出，渐渐放松对经济的严厉管制，选择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这就使民众挣脱了束缚，社会上蕴藏的活力也得以迸发，从而创造出增长的奇迹。这个方向，与王安石致力的途径正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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