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及发现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寻找的主题在叙事作品中始终占有一个特殊位置。在西方，从“寻找圣杯”的传说开始，“寻宝”、“探秘”始终是叙事作品及电影中的重要母题，主人公们历经艰险、饱经风霜，克服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凡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最初的目标，同时也是为让自己的人性得到锻炼，目光得到调整，心胸变得豁大和富有智慧。比较起来，中国文化更加重视家庭及其伦理，人们的视野主要是围绕有关家庭纽带而展开。在剧烈变动的中国，家庭关系无疑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在近期中国电影一系列以寻找为主题的作品中，寻找亲人或者故人是一个重要主题。比如前面提到的贾樟柯的 《三峡好人》，所寻找的一个是前妻，一个是即将成为前夫的男人。2005年年轻导演应亮(1977年生人)的独立之作《背鸭子的男孩》获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这之后一口气获得多个电影节的奖项，它的故事是乡下的儿子进城寻找多年杳无音讯的父亲。2006年王超(1964年生)导演的《江城夏日》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奖，故事起因于一个父亲寻找失踪的儿子。但是这两部寻亲影片都不是为了探讨社会变动中的家庭伦理，寻找者一路目光所及才是影片的重心所在。

　　《江城夏日》是从长江上即将靠岸的轮船开始的。下船的人群中走着面色沉重的父亲，他是乡村小学教师李启明，儿子早先在武汉已经有一年与家里断了音讯，重病中的妻子巴望能够再看上儿子一眼。在城里打工的女儿前来接他，父女俩一见面，父亲就说：“丫头，你变样了，我都认不出来了。”虽然没有责备，但是特别点出了某个地域上的差别所造成的后果。

　　女儿艳红不断变换着时髦短装，染过的头发披覆在脸上，嘴唇涂得鲜红，从表面上看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她在夜总会做陪酒小姐，客人点名时她必须到场，到场若是不能陪到底便会惹来祸事。她与这个夜总会的老板同居，并且怀上了对方的孩子。看不出来她爱对方，对她来说，他们的关系更像是生存与孤独双重压力之下的不得已。在绝境中互相安慰的模式，在王超的第一部影片 《安阳婴儿》中已经出现过。艳红不知道他俩关系未来的发展，对这一点她也很看得开，她对父亲解释说：“这又不是乡里看中了就成亲。这是在城里，谈朋友归谈朋友，结婚归结婚。”与艳红合租一屋的女孩在她们屋里接客卖淫，这令艳红非常不高兴，尤其是她父亲来做客的时候。比较起来，这个艳红姑娘出污泥而不染，她的内心是个淑女，对父亲对男友或者他人，始终保持着文质彬彬。然而说到底，艳红与她的同伴一样，她们属于最容易融入城市的年轻女人。

　　父亲并不是第一次来武汉。他40年前在武汉大学上学时“说错了话”，去农村安家工作，生了一双儿女，一晃就是40年。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旧地重游的心思。武汉这个城市是由女儿与女儿的男友介绍给他的，是他们一行三人旅游观光的对象。遥远的江水对面有一片现代化建筑群，夜总会老板将它们指认为“香港”。与女儿谈到自己离开武汉这么多年“有没有遗憾”时，他承认开始有，后来认识“你妈妈，成了家，还是觉得山里好啊”。显然，这个人几十年前的锐气与雄心不再，如今他已满足于乡间生活，城市的奢华和腐败只会令他感到厌恶。当他某一天闯进女儿工作的夜总会之后，马上提出要返回家乡。

　　儿子的线索也在一点点浮现，揭盖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罪恶的事件和气氛。艳红陪酒中途离场，唐老板觉得不给面子，派手下的人将艳红砍伤。她的男友出于复仇将打手弄“废”，来到医院得知艳红怀孕，告知她的哥哥死于他领头的劫车团伙一次拦车打劫，他本人因此而蹲牢，出狱之后开着那辆经过重新粉刷的奥迪车。一直陪同父亲寻找的老警察当年办过这个案子，当他提出让如今奥迪车主人第二天再去一下派出所时，为了杀人灭口，夜总会老板再次铤而走险制造车祸杀死了老警察，不久后他被捕判死刑。艳红拿着他留下来的存折和肚子里的儿子，跟随父亲回到家乡。回家那天她身着白色上衣，下面是一条浅黄色的长裙，看上去完全像个纯洁无瑕的女学生。她坐在小学校的秋千上，与父亲一道回忆儿时的甜蜜情景。

　　不管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觉的，这部影片至少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城市总的来说是罪恶的，在城市光鲜和光怪陆离的背后，隐藏着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故事，年轻的生命在这里遭到摧残，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第二，乡村是美好的、干净的，让人牵挂和引起怀念的，是真正的家园和永久的保护者，它免除了罪恶，让人得到净化。除了那个小学校，该片中并没有出现乡村本身的镜头，这样的乡村更像是想象中精神家园与乐园，是最后的精神依托。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涉及寻找的影片，最终的发现也许正是这种罪恶和美好所在。

　　当然，在对待大城市的“香风毒雾”时，这部电影的导演与当年“南京路上好八连”有了不同，他对于夜总会小姐与黑社会老板本人是持同情态度的。尽管他们“罪恶”加身，但是他们的人性还是整齐和匀称的，这是电影中的“新左派”立场。可以说，涉及到所谓底层的电影，大都是这种将底层人民想象得依旧美好的立场，即使他们身处的环境非常恶劣。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中是有传统的，是一条比较容易依循的道路。在我们的环境中，一旦动用“底层”这个概念，某些结论就呼之欲出。

　　《背鸭子的男孩》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头。当17岁的儿子发誓要将6年不归的父亲找回家时，他脸上露出那种恨恨的、绝望的神情，人们难以推测这个人物将朝向哪里发展，这部电影要去往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低成本制作的DV电影，其视野与气质与以上提到的影片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些衣衫褴褛的精神贵族，享受着不同程度的灵魂豁免，这个叫做徐云的男孩除了背上两只鸭子作为盘缠，就是父亲徐二留在家里的一把刀。他带着它们上路，是要准备经受磨难，准备一场战斗，甚至准备好了失败。在去往自贡市的公共汽车上，他学到了人生的第一课。坐在他身边的中年男人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他高大粗壮，旁若无人地大口啃着鸡腿，不知什么时候他站了起来，喝住了一个正欲下车的年轻旅客，赶上去与他扭打起来，众人皆感到困惑。这时有一个妇女尖叫起来：“我的钱包没有了。”疤脸将要回来的钱包给了她，毫无愧疚地从她手中接受了五十元钱作为酬劳。他对徐云谆谆开导道：“在社会上混，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你越是雄起来，他越是不敢怎样你。”一番话听得徐云连连点头。走投无路之中，徐云有一段跟着这位疤脸大叔，疤脸强调“你应该自己找个地方”。与从前中国电影中更多出现的慈祥仁爱的大叔不一样，这个疤脸代表着强悍、勇气和力量。无奈之下，疤脸还是给男孩找了一个住处，但不出几分钟就给赶了出来。疤脸教男孩吃西瓜不要抿着嘴巴，而是大口大口，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有疤脸这样的人物在身边出现，提示着这个初涉世的男孩需要成长的空间。不管教他什么，这个男孩需要学习一些东西，而不是停留在自身就已经很满足了。

　　此前提到的那些行走影片不仅缺少主人公成长的轨迹，而且在描述城市面貌方面，基本上都缺少某种自觉——除了主人公特殊的生活环境，别的几乎一带而过，或仅仅停留在观光者的水平之上。《背鸭子的男孩》则尽其可能地展现了这个城市是如何展现在初来乍到的男孩面前的。从市中心的广场到街边的林荫道，从过街天桥到地下通道，从长着苔藓的普通市民的潮湿平房到公安局、医院、老板的办公室，老人们在街边摆上长长的麻将桌，幼儿园阿姨将小朋友们带到马路边上晒太阳，流行歌曲、叫卖的声音、夜晚骑摩托青年的尖叫声、卖唱小女孩的二胡声，与不断响起的官方电视台关于洪水的电视报道形成张力，构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市民生活景象，且有“井”有“市”，包括紧靠城市的那条河，无不解释着一个城市的精神，也体现了制作者对于这个城市的一种理解和深情。城市在这里没有表现为罪恶的和藏垢纳污的场所，而同样是人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热土。

　　让人感到不足的是，在这些富有潜力的维度上，影片走得不够彻底。与《江城夏日》一样，这位前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也有一位年长的警察陪伴在身边，弄一个穿制服的当保护者，这大大削弱了独自一人上路和解决问题的决心，减缩了年轻男孩需要成长和获得力量的空间，在警察的庇护下，疤脸的作用被抵消了。结尾处杀死父亲的举动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一笔显得十分突兀，但是在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这男孩便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他最有可能像疤脸那样，从此不畏艰险，亡命天涯，将刚刚获得的精力挥洒在更加广大的世界之中。影片的确暗示了某种精神气质的传承，男孩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像疤脸一样也抓了一个小偷，此刻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冷峻无情。但是这趟车最终的方向是家乡，人们最终看到这位背鸭子的男孩是在家乡的土地和大树下面，而不是重新上路，迎风飞扬。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