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立诚

　　迄今为止，凌志军的新书——45万字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部中关村传奇的最系统、最充实的读本。当然，中关村的故事远未完结。

　　许多人记忆里的新闻片断和奇闻轶事，由此汇集成一幅风波跌宕的历史长卷，读来不禁令人感叹唏嘘。这要感谢作者的艰辛劳作——中关村管委会人士说，凌志军为了搞清楚中关村创业初期的一些节点，在某个尘封的档案室里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仍然是凌志军一贯的风格。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幽默的议论连缀成篇，减少了长篇巨著带来的阅读艰涩。一些朋友说，他们差不多是一口气翻完此书的。凌志军素来喜欢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看来，《中国的新革命》多少学到了这本巨著的精髓。

　　一方面是显微镜，经过凌志军仔细观察，中关村的细部毛孔毕现。一个房间里装着38家公司，每张办公桌上贴牌的文字都历历在目；另一方面是放大镜，透过中关村大街的喧闹和一个个公司的皱褶，映射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改革30年的颠簸进程。

　　这正是凌志军的雄心。他说：“中关村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它不仅仅是企业史，还是人们思想解放、社会改革变迁的历史，一部我们刚刚走过看过，却未曾真正认识它的历史。”

　　这不是一本传统县志型的中关村纪事。《中国的新革命》把中关村的冲浪搏击和中国近30年来的回旋起伏丝丝入扣地融会在一起，因而大大拓展了内涵的纵深。

　　对于中国来说，中关村的价值是什么？是技术创新吗？不是。就技术创新而言，中关村实在拿不出多少令人心折的成果。凌志军说：“很多人认为科技是中关村的最大特色，但我不这么看。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的热望。中关村的意义在于，它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

　　《中国的新革命》揭示的中关村的价值就是，在一度僵死的科研体制压抑之下，民间力量借改革开放之机艰难突破，愈挫愈奋，“在缝隙和漏洞中”崛起，与此密切相关，则是在市场作用之下，政府职能缓缓转型。整本《中国的新革命》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并力求揭示幕后的真相和秘密所在。这个主题，不正是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主要经验吗？《中国的新革命》告诉读者，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正如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农民发动的 “革命”一样，“每一个进步，并非政府率领民间向前走，而是民间推着政府向前走。”

　　也许是由于媒体一直高度关注中关村，人们对中关村的人物和事件都熟悉了，所以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的议论，并不是陈春先、段永基如何如何，联想、百度如何如何，而是在中关村发展后期，政府的介入是否损害了中关村的活力。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与我国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的新革命》内容的重点。

　　有人认为，2000年前后，政府介入中关村逐步加深，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以增加税收为目的，热衷于以大企业为品牌。原因在于，“只要拉来一家年收入上百亿的跨国公司，园区业绩就可以轻松拔起一大截。”另外，中关村近年来大兴土木，变得整齐了，漂亮了，可是门槛也高了，一大批有活力的“草根”公司被迫退出，成本很低的蓬蓬勃勃的市场生态不复存在。《中国的新革命》对此种危机未能给予充分揭示。有人还反问：“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人才为其打工的外国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的罪人，还是功臣？”

　　凌志军在书中表达的观点是，中关村发展早期，政府基本没有介入，后来有一段时间政府介入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市政建设上，比如修路架桥。就对企业的管理而言，政府基本不管。中关村管委会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比较好的，主要原因是它没有多大权力，不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拥有各种审批权，所以它的主要职能是服务。

　　平心而论，中关村管委会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做了许多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绩效，《中国的新革命》对此多有表述。但是，去年夏天至今，北京市副市长兼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刘志华和海淀区区长周良洛等贪官先后落马，显然加重了人们对权力介入市场的警惕。不少媒介都就此报道说，“政府官员的营私腐败，损害了中关村公平竞争的环境。”

　　进入2007年以来，学界对深化改革形成了普遍共识。这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政府改什么呢？减少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快建设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制平台，优化公共服务职能，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这方面，中关村还有很大改进余地。相信通过进一步改革，中关村的科技创新能力一定能够得到提升。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的议论，并不是陈春先、段永基如何如何，联想、百度如何如何，而是在中关村发展后期，政府的介入是否损害了中关村的活力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