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恒涛

　　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胡德夫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

　　5月22日，“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多功能厅，首先以一曲卑南族古调开场，唱起《牛背上的小孩》、《匆匆》等歌曲。接着，台湾原住民青年陈永龙、小美等为大家演唱了节奏感极强的台湾原住民歌曲，台下的学生、音乐人禁不住随着音乐打着拍子扭动身体。

　　这是胡德夫近几年第二次来北京了。去年，他在“愚公移山”酒吧挥汗如雨演出，台上台下热血沸腾，记者仍然记得台下一位中年男人忘情扭动的样子。

　　北京演出结束，胡德夫还要赶往上海、广州、深圳，继续他们的“为民谣的旅行”。“带着乐器就上路，跟着歌走，结网打渔歌唱。”胡德夫说。

　　牛背上的小孩

　　1950年出生的胡德夫，是台东卑南族部落的后代。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在绿树环绕的台东大山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小时候放牛，就躺在山坡上。远处，左边是大武山，右边是太平洋。白天放牛，晚上就和族人跳舞唱歌。如今的他喜欢看树，喜欢和树在一起，就是童年生活使然。“我们和树是朋友关系，不砍伐、不破坏。”

　　如果不是有一个盲人传教士哥哥，他可能会一辈子赤脚，在部落里唱歌跳舞。远离台东大武山的淡江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年都会从台东少数民族部落选拔孩子去读书。盲哥哥鼓动胡德夫去试一试，结果几百人里就只取了胡德夫一个。1962年，胡德夫和盲哥哥赤脚从嘉兰部落步行到高雄，搭车抵达台北，到淡江中学就读。

　　在淡江中学，胡德夫的一个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台东县少数民族的同学。“以前不知道，还以为台东那一带只有自己一个部落，进了淡江中学之后，看到了很多同胞，住的地方离我们只有几公里，或者就隔着一座山，但之前竟然不知道。”加拿大籍的音乐老师把他和另外三个原住民的同学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四重唱，都是些黑人灵歌和教会歌曲，奠定了他以后音乐的基调。

　　从大山走进城市，少年胡德夫开始有了一种身份意识。他课余时间躺在学校的山坡上，仿佛又躺在了童年放牛的那座山上。左边远处是大武山，右边是太平洋，太平洋的风吹过来。《牛背上的小孩》就是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创作的。在淡江中学，他还爱上了打橄榄球。

　　1968年，18岁的胡德夫考入台湾大学外语系。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洋音乐。翌年，一次橄榄球对抗中受重伤，他被迫休学，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

　　在家养病期间，正遇上征兵。在部落里，能当兵也是很荣耀的事情。胡德夫隐瞒自己的病情和身份，进入了台北水库服役。不出一个月，癫痫病的发作一下戳穿了谎言，他这才被迫拿出医院的证明，上头决定由他的辅导员送他回家。“我离家的时候，全族人都送我到村口，锣鼓喧天，却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多丢人啊。我于是请求辅导员，能不能晚上送我回来，而且只送到镇上。”军人梦破灭了。他不愿在村子里待着听别人议论，回到了台北。

　　可乐可口事件

　　在胡德夫被部队遣返回家的时候，万沙浪刚刚服完兵役，当时小有名气。由于在六福客栈演出需要一个和声，他找到了胡德夫。6个月的短暂合作之后，万沙浪走红，踏入流行歌坛，胡德夫随即失业。不久，胡德夫在一所纺织公司找到写英文信的工作。此时美国全面介入越战，上万名驻台美军，推动了酒吧的蓬勃发展。由于父亲身患癌症，为了手术费用，胡德夫四处找酒吧唱歌，此外他还到朋友开的第一家日本铁板烧帮闲，由此也结识了杨弦等一批热爱音乐的青年。

　　当时，胡德夫在咖啡馆唱歌的时候，咖啡馆在台湾还很少见，“属于非常高雅的地方”，是画家、音乐人、写作者的聚集地。胡德夫一直唱的是西洋的音乐。当时的李双泽还是台大建筑系的学生，他听说胡德夫是卑南族，就鼓动他演唱本族的歌曲。胡德夫不好意思张口，李双泽就抛砖引玉先唱起了陈达的《思想起》。胡德夫想起小时候五音不全的父亲哼唱过的《美丽的稻穗》，凭着记忆怯怯地唱出声来，哥伦比亚咖啡馆响起了比以往所有都要热烈的掌声。包括杨弦、胡茵梦、翘课来玩的学生张艾嘉，席德健更是随着歌跳起舞来。在座的吴楚楚后来把这首歌收入专辑，凭的就是胡德夫那个残缺记忆的版本。

　　《美丽的稻穗》火了，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李双泽和胡德夫看到了民谣的力量。1974年，在李双泽的推动下，胡德夫开办了台湾首次个人演唱会，应者云集。诗人余光中还在现场朗诵了自己的诗歌。

　　当时的台湾，人们听的除了美国电台的欧美流行乐，就是老上海的一些歌曲，本土歌曲寥寥可数。我们这一代怎么唱不出自己语言的歌？在成功为胡德夫开办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之后的一次大学巡回演出中，“可口可乐”事件爆发了。

　　那是1974年的一天，在台湾一所大学的演出中，胡德夫因为一次意外的冲突，受伤无法上台。李双泽走上台，问台下：“到处是美国的流行歌曲，到处是可口可乐，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歌曲？”台下一片沉默，李双泽拿着一瓶可乐，一下子摔到地上，这就是著名的“可乐事件”。随后的台湾金韵奖比赛，大批民谣浮出水面。台湾民谣以“可乐事件”为契机，开始了泉涌般的喷发。“唱自己的歌”运动开始了，它影响到了台湾以后20年音乐的发展。

　　然而，胡德夫却没有因此走入流行歌坛。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同胞、山上的年轻人，为了出路来到城市，在最底下的煤矿挖矿，在最高的脚手架上盖楼，或者顶着风浪到海边去捕鱼。他深切地同情着那些大山里来的兄弟姐妹。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自己的同胞，并参加了“关怀台湾雏妓”的社会活动。在目睹了一位以卖笑为生的山里女孩的惨状后，他写出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1977年，李双泽留学期间为救落水者溺毙。胡德夫痛失生活中的良师益友。随后，乡土文学论战民主运动开始。1982年，族人争取权利的运动也开始了，胡德夫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运动之中。1983年，他创作《最最遥远的路》，鼓励大学生的运动。

　　1984年的煤矿爆炸事件，彻底改变了胡德夫的生命轨迹。他为此创作了《为什么》，并且四处奔走，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

　　原权会

　　1987年，兰屿核废料事件爆发。当局对外界说是新建渔港，把发电用的核废料偷偷放在台湾原住民聚集区兰屿。“一开始以为是建渔港，大家以后会方便一些，后来才知道是核废料。把台湾所有发电剩下来的废料运到那里，是不公平的。”那些核废料被海水侵蚀，万一出现核泄漏，后果不堪设想。兰屿人感觉身边有个定时炸弹，随时都要爆炸。胡德夫写《飞鱼、云豹、台北盆地》，控诉当局，激励民众。

　　“当初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既然可以放在兰屿人家园里面，那也可以放到台北，放到‘总统府’，放到台北南路。”胡德夫领导台湾“原权会”开始游行示威。1987至1995年，先后举行了5次示威抗议活动。胡德夫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能解决。然后当局开始抓人，以前讲话的人就不敢说话了。原权会里一些精英骨干慢慢流失，胡德夫慢慢变成孤家寡人。

　　1999年，台湾“9·21地震”，胡德夫再次四处奔走。但由此看见更多的私欲和权力斗争，让他心灰意冷。2000年，原住民权益促进会宣告解散，胡德夫全身而退。

　　之后，胡德夫在一次酒吧演出中认识了熊儒贤，这位曾在魔岩唱片任制作人的音乐人被胡德夫的音乐深深打动，当时她正在筹组野火乐集，就邀请他参加这个音乐人的集合，把自己活着的声音留下一个记录。

　　“我是不在乎出不出唱片的，当时他们只是想把我的歌都整理出来，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录。”胡德夫说，他将会继续歌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