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整改须关注非制度性因素

　　邯郸农行金库盗窃案渐渐收尾，包括两名主要嫌犯在内的多名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农行河北省分行行长瞿建耀因为此案引咎辞职，多名省市分行官员则被免去职务。整个农行系统，被一种阴郁的色彩笼罩。

　　在民众的有力支持下，警方破案的速度让人赞叹。在全国舆论的密切关注中，农行的整顿举措也可谓雷厉风行。案子破了，该罚的也罚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商业银行内盗案件最终也将从公共话题中淡出。

　　每一起沉重的事件总会无一例外地引发反思。整个商业银行界，尤其是处在股改进程中的农行，在被这个案件震惊之余，应是立即从中汲取教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一些读者或许还记得，2005年底的时候，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向社会公布，该署当年对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及21家分行审计，并重点对其所属22家县级基层支行进行了全面审计，发现各类案件线索51起，涉案金额80多亿元。当时，这个审计结果曾令社会愕然。次年6月，

审计署再发审计报告，指责农行违规发放贷款现象严重，违法犯罪涉案金额巨大。

　　不用说，每一次在遭遇重大压力的时候，农行方面总是明确表态要努力整改。特别是农行总行，拿出的举措往往真刀真枪，如除了要求分行限期整改之外，对相关责任人的惩戒也不遗余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整改的成效是有限的。

　　很遗憾，在今年2月1日已经启动股份制改革的农业银行，节骨眼上再生横枝。此次曝出的邯郸农行金库盗窃案，折射出农行历次整改的软肋与乏力。一位参与办理此案的人士对媒体说，不出案子是偶然，出了案子是必然。其理由是，邯郸农行内部控制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对要害岗位员工的教育管理以及日常行为的监督不力，管理教育流于形式，安全防范意识薄弱——总之，不该有的管理短板该行似乎全都具备了。

　　农行自上而下的多次整改行为何以缺乏力量，无疑值得反思。一个客观原因是，农行的底子较差，人员庞杂，且机构网点在各

商业银行中为最多，战线相当之长。当然，这样的现实并不必然导致农行的内部治理不力。其实，早在2003年，农行就启动了包括风险管理、贷后管理等在内的所谓四大工程，为股改做前期准备。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农行并不缺少制度性的控制措施，但许多的成文制度并没有保证这个负重的国有商业银行能轻盈地起步前行。

　　从邯郸农行金库盗窃案可以看出，非制度的因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两位犯罪嫌疑人屡屡作案，难免留下痕迹，但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该行其他工作人员却毫无知觉(有人甚至涉嫌参与其中)。显然，一些制度性措施被悬挂起来当了“花瓶”。另外，邯郸农行防范意识相当薄弱，引得“内鬼”有可乘之机。更荒唐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身为现金管理中心管库员，居然既拿钥匙又掌握密码——这样的漏洞，某种意义上成为诱使嫌犯以身试法的帮凶。

　　一位名叫杨海群的学者曾经提出治理银行内部失控的“超体制”治理理论。所谓“超体制”治理，也就是在重视体制性因素之外，更多地关注非体制性的问题，即包含了人、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个理论并无太多新意，但说中了问题。制度与人，一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的关系若不能进入良性的轨道中，事情往往就会跛腿。

　　这提醒农行在此后的整顿中，除了完善体制之外，更要多用一份力量于非制度的因素上。正因为战线很长，所以更需要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来凝聚；正因为人员庞杂，风险管理的教育更凸显出必要性；正因为分行行长们老出事情，因此选人的任务相当重要，应依赖科学民主的办法而不是凭印象用人。

　　农行的股改正处在艰难的进程中。正如该行总行副行长韩仲琦所指出的，邯郸一案给“正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农行产生了极坏影响”，也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一个硬币总有两面，在股改关键时期出现的恶性案件，其实是把农行在风险控制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推到了一个死角，使其不能有回身的余地，必须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改造。

　　目前，农行总行已经在全行内部署全面的金库安全检查，声势浩大，这也将是银行风险治理的一次大练兵。无疑，在农行因为此案忙碌之时，其他的商业银行绝不可轻松做看客。尽管银行类股在市场中的表现一路高歌猛进，但诸多商业银行和农行共有的积弊，银行界内外都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