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乎城而不在乎村

　　林毅夫“转身”带来的思考

　　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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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两会”上，林毅夫委员提出建设新农村并非建设“新村庄”，这与他此前的一些观点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倡导者，“新农村”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林毅夫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以自然村为单位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农村”道路，其主要观点包括：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切入点(而非从农民组织、教育等为切入点)，通过启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内需不足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宏观经济难题，争取到2020年，即15年内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从积极倡导农村基建，到强调“新农村”并非“新村庄”，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修正，林毅夫的这种勇于扬弃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林毅夫率然“转身”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显然更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前不久考察了陕西彬县太盘村。该村政府规划新村，强行推倒村民老宅；村民们借债盖新房，借不来钱的只得住进

苹果园内；现代化的“太盘新村”入住率却不足50%，房屋普遍出现质量问题；而村政府最初承诺的几千元补贴却迟迟没有兑现。从村干部宣布新农村建设的那天起，村民们经历了从喜悦到无奈的多重心理变化。

　　太盘村的情况并非个案，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下，成百上千的“标准示范村”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显然念歪了经。茅于轼老先生一年前曾表示，“我担心建设新农村会变成一种运动，过去搞一次运动老百姓就要倒一次霉，我很怕老百姓因此而倒霉，本来建设新农村是好心，但结果害了他们。”现在看来，茅老的担心并不多余。

　　应该看到，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整洁”20字目标涵盖面广，意义深远。其实质是通过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倾斜，让占到中国人口70%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实现

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和健康的发展，而决不能将其短视化为启动内需的狭隘思路。但各地的教训说明，只要“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础建设的思想还没有理清，特别是在非村容建设方面的政绩考量难以量化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还会发生好心办坏事的局面。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一年前曾撰文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实质是城市化。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使占总人口70%的中国农业人口下降到10%左右，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应以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投入为主，授人以渔才能增强农民往城镇转移的能力，避免各种形式的瞎指挥和折腾浪费。

　　搞基础设施建设本没有错，但不应着眼于农村，而应建在越来越多农民工正在涌入的城市。如何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扎根，实现安居乐业，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保持城乡相对差距不大，在这方面韩国的“新村运动”可以为我们提供正面的借鉴，尤其是有助于我们在城乡发展的动态关系中找到农村发展之路，而这正应当是我们在建设新农村工作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作者系国力民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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