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拆迁新法规凸显公民财产权利

　　备受关注的浙江省拆迁新法规实现大的突破。昨天下午，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决定草案》(下称《草案》)进行表决，该《草案》最后获得高票通过。我们对这一结果感到欣慰。

　　本报在昨天的相关报道以及评论中已经说明，该《草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其中一些规定富有新意，民生倾向明显。比如，《草案》规定拆迁前应当依法举行听证，被评价为“尊重了当事人的精神权益”；《草案》还加强了对低收入家庭安置用房的界定，若被拆迁住宅房屋每户建筑面积小于36平方米，并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都要提供建筑面积不小于36平方米的成套住宅作为安置用房；更引人注意的是，《草案》规定房价评估按交易价从高原则，充分考虑到被拆迁人的经济权益。

　　显然，浙江省人大这一次修改拆迁管理条例，指导思想十分明晰。《草案》中的诸多条文显示，条例修改的逻辑起点是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公民财产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且因拆迁问题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的当下，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近一段时间里被舆论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可谓是公民财产权利意识强烈的典型代表。如何对待这个“最牛钉子户”，甚至被人视为对新近通过的《物权法》的考验。公民财产权利意识从觉醒到强烈，伴随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不断增长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

　　我们认同一些学者的看法，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促动了利益个别化和个别化的利益的增长，使原本缺乏独立主体的法定权利有了相当活跃的利益基础；思想解放则使得对个人的资格、利益、要求或主张给予肯定的道德评价和社会评价成为可能；人权的重视为实现权利的正义——而且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正义提供了动力；立法机构则以惊人的速度颁行了一大批法规，权利体系日新月异。因此，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公民财产权利的伸张有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具体到拆迁问题，了解国情的读者都清楚，“拆迁”一度被看作是一个让人十分感慨的词汇——这个词汇联系着“权力”、“利益”、“公正”、“贪婪”等反映着世态百相的关键词。在各地经济建设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拆迁问题导致的各类纠纷此起彼伏，出现了不少社会矛盾。

　　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以往许多的纠纷当中，不少的确是因为一些地方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掩盖了背后的政府部门利益以及开发商的利益，而牺牲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在许多地方的具体拆迁管理办法中，一些部门和开发商利用拆迁的机会，很容易就能实现对民众利益的掠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拆迁补偿的裁量权往往在政府机构手中，依据的是相关利益主体自己确定的价格。显然，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的合理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偶尔出现的“钉子户”也因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以妥协而告终。而浙江省人大通过的拆迁新法规，有望约束上述乱象。

　　几易其稿的《草案》，号准了拆迁纠纷中最核心的难题，也就是如何进行拆迁补偿。根据新通过的法规，被拆迁房屋将按照周边同类型房屋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偿。这里有两点突破。其一，寻求市场价补偿，将消弭政府部门定价人为因素的负面影响；其二，体现根据交易价从高原则。如此，被拆迁人或会因为房屋被拆在心理上有不平衡之处，但在补偿方面却不会感受到不公平。无疑，这两点突破积极意义明显。

　　浙江省人大通过了拆迁新法规，有人也许会担心，是不是往后的拆迁工作更难进行了？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该问题并不值得担忧。

　　以往各地在拆迁工作中导致的纠纷，究其本质，主要还是因为利益的分割不尽合理。被拆迁人因为利益受损，自然不满。而如果按照新法规，被拆迁人依照市场价得到补偿，心平了气也就和了，矛盾就少了。另外，浙江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强调了需要依法落实的问题。多数民众的合理要求若得到了满足，并不会有很多纠纷出现。至于个别“钉子户”若提出不合理要求，拆迁人在劝说无效之后，也可依法体现自己的合法利益。

　　必须提醒的是，“公共利益”的定义迫切需要更为明晰。如果这个概念始终处于含糊状态，那么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必须实行的拆迁工程，也往往容易遭遇民众的误解。厘清“公共利益”的概念，不仅是政府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