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反腐制度促建廉洁中国

　　中国反腐倡廉的制度性安排，正在逐步推进中。中纪委有关负责人3月12日参加“两会”时透露，此前拟议设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中编办审批；同时针对有人大代表提出《廉政法》应尽快出台的建议，由中纪委和监察部牵头组织的专题调研，也已进行了很长时间。

　　国家级预防腐败专门机构的具体挂牌和运作时间虽尚未确定，制定反腐败专门法律也还未提交全国人大列入立法规划，但针对中国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和迫切要求，我们看到更多的制度性安排正付诸行动，我们期望这些安排能早日落实，并在实际执行中收到成效。

　　根据中国行政管理惯例，国家预防腐败局通过中编办审批，意味着一直未能确定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家预防腐败局向正式成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一专门机构有望在今年正式成立，具体负责进行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进行相关制度建设和机制体制创新，也就是在反腐败上抓一些源头性工作。

　　从相关统计分析来看，许多最终铸成大错的腐败案件，如果能够及时监控，早日发现，完全可能在当事人犯小错、甚至有犯错苗头时就悬崖勒马。比如去年受到党纪处分的人中，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失职渎职、违反廉洁自律規定和财经纪律而受处分的党员干部共有78980人，其中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有3530人，此外还有37775人受到政纪处分，绝大多数受党纪、政纪处分者，在日常工作中受到的反腐倡廉教育和监控都很不够。

　　而早在一年多以前，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动议就已经提出。这不仅是适应中国反腐倡廉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义务。从国际经验看，设立国家级的专门预防机构，通过有序的教育、监控和警示，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同时以中国之大，结合我们的具体行政体制，在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之后，显然也需要成立地方级的预防腐败专门机构，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反腐倡廉预防机构体系。当然由此也就需要把相关机构职能、管理权限、经费来源等，进行明确的法律和行政规范，避免机构设定徒有其名，实际运行难有实效，不仅不能有效预防腐败，反而造成新的权力寻租或行政不作为。

　　而这种低效情况，在此前的行政机构设置中，曾屡见不鲜。如果在预防腐败这样关系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大事上，出现类似的结构性缺陷，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中纪委、监察部等重要机构的运行经验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监管体系和相对独立、充足的经费预算，有利于预防腐败专门机构对各级官员进行有效监控，反腐倡廉工作可以取得更大实效。

　　与设置专门预防机构相结合，同样关键的就是加强和完善反腐倡廉的立法工作。目前，我们有党组织的纪律文件，有公务员管理条例，对严重腐败行为也可以适用刑法相关条款。但从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和系统性考虑，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律，仍然是必须完成的反腐倡廉的重要工作。通过明确立法，不仅可以惩治有据，还能够预警在先，强化反腐倡廉的教育和宣传。

　　当然，如果更深入考虑从源头上提高反腐倡廉的有效性，我们还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念引导的制度性安排。如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号召，都不能只是一时的应景行动，而应当成为常态性的教育和宣传。要让更多官员洁身自好，在反腐倡廉中带好头。

　　同时还要看到，当前中国反腐倡廉的任务相当艰巨，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依法惩治腐败分子，不能让那些为害国家和公众利益者逍遥法外。2006年，在公安、电信、边防、外交等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下，中国各级检察机关广泛开展追逃工作，全年共从境外缉捕归案职务犯罪嫌疑人11名，在境内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70人，这些缉捕行动有力

　　不过，由于一些国际引渡条约限制和国内各种保护势力的存在，仍有不少职务犯罪嫌疑人在逃。特别是在国际引渡谈判过程中，我们相关立法和机构设置的缺失，往往成为对方拒不合作的借口。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在进一步反腐倡廉过程中，还要继续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传递更明确的信号，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让反腐倡廉更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