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不变与香港的未来

　　作者:黎熙元

　　我们多次讲过，我们政府l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知名人士的谈话中说。

　　1980年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针对港、澳、台主权和治权的处理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谈及港澳回归问题时对这一政策框架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

　　中国政府对港澳台的政策被社会舆论简化为两句容易记忆的话“‘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不久，结合香港当时的社会状况，邓小平关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更被世俗化(或口语化)地演绎为“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对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政策的核心思想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内地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现行制度不会在回归后推行至香港；二是回归前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在回归后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三是回归前香港法律当中含有英殖民地色彩的、抵触《基本法》、或由于实际情况变化已不再适用的法律应该删除或修改。由是观之，“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只是形象地、因而也只是局部地描述出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政策思想，其内涵比“一国两制”狭窄得多。但是“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对香港人来说简单、易懂易记，因此被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在回归前后甚至变成一种特别的表达句式，市井坊间常听见例如“茶照饮”、“主照信”之类的语法同构词句。

　　“不变”的制度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自行制定经济政策、财政预算，发行可自由兑换的港币，保持低税制，保持自由经济制度。自1996-2005年间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增长176%，其国际商品贸易排名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中国内地和日本；服务贸易净额(包括运输、旅游和金融服务)增长242%；旅游业收益增长121%。外国公司驻香港的总部和办事机构总数增长164%。1997年港元曾受到外国基金阻击，但最终也能够独自化解危机，而付出的代价也在其后几年的经济复苏中得到弥补，港元的地位和港元汇率得以维持。美国传统基金会2000年的一项研究把香港评为经济最自由的地区，也是银行业营商环境最自由的地区之一。至2000年底，香港有154家挂牌银行，48家有限制牌照银行和61家接受存款公司。此外，有118家来自40多个国家的外资银行在香港设有代表办事处，这些银行中，约有80家是属于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以2000年不变价计，1996年香港GDP为11，569.23亿港元，人均GDP 为179，772港元，2005年指标数值分别变化为16，199.84和233，565港元，十年间分别增长140%和130%。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在1998-2003年间有五个年份出现GDP负增长，但2004-2006年出现较大升幅。香港作为自由经济制度下独立经济体，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自回归以来，香港人已经成功地选出两届立法会和区议会，2004年立法会选举选民投票率比2000年上升约12%，显示出香港市民对政治和特区事务的参与热情提高。

　　在香港报刊的评论中，回归并没有使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投机心态依然如故，跑马、彩票、股市一直如火如荼吸引大量市民，即使在金融风暴之后遭受重创的楼市，不少市民也依然愿意收拾心情重整投资策略。香港人爱吃，一年一度由生产商举行的美食博览会、由旅游发展局举行的香港美食节都热闹非凡，茶楼食肆长年兴旺。由是观之，“马照跑，股照炒”当无疑问，而香港人是不是特别爱跳舞就不得而知，联想香港的流行文化和影、视、歌、印刷等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把“舞照跳”理解为“歌舞升平”可能更加贴切。

　　“变”的社会

　　经济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三不变”并不意味着香港在回归之后一直原地踏步，相反，无论是本地人或外来人，都很容易感受到十年来香港的变化发展。1997年末香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其后5年本地经济泡沫破灭、世界商品市场不景使香港经济陷入萧条。面对困境香港政府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发展。2003年CEPA与“港澳自由行”开始实施，参加“自由行”的内地游客带来可观的消费，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拥有更大自由、更少制度和资本的限制，香港经济迅速复苏，2005、2006年GDP的增长率对都高于7%。为着提升本地产业水平，自2000年起香港各界投资于研究发展的资金和人力逐步增加，四年间两项指标分别增长153%和192%。

　　发展与变化不仅发生于经济领域，也发生于政治和社会领域。2002年香港政府实施政府高级官员问责制，通过高级官员的政治任命方式来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和官员的责任心。2003年香港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禽流感和SARS相继袭击香港，对公共卫生、公众健康和公众信心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但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医护人员表现出高度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香港公众和病人家属也表现充分合作和理解，香港得以度过危机。而香港对重大传染病的控制和通报方式，已成为很多其它城市对抗传染病全球扩散的重要参考模式。

　　纵观香港回归十年，不变的制度内在于变化的社会形势，反过来变化的社会形势也或多或少地、无声地推动制度转变。“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所代表的“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和中央政府在1980年代初针对当时许多香港人害怕回归之后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香港的社会制度和生存环境会发生变化的心态而做出的承诺，也是中央处理与香港关系的基本策略。

　　“变”与“不变”的迷思

　　有趣的是，“变”与“不变”反而变成了香港人的“迷思”(myth)，十年间围绕“变”与“不变”争论不休。最早的争论发生在1998-2000年关于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废存。联汇制自1982年实施以来国际市场评价很高，但在1997年却成为港元遭受金融投机者攻击的动因，而香港本地产业则要花多年时间来消化捍卫港元汇率所付出的(币值、利率偏高)代价。去年这一讨论再次提出，原因是香港经济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反而越来越与内地经济融为一体。路透社专栏文章(2006年5月23日)指出：“2004年，港元与美元利率走势第一次背道而驰。美国连连升息后，香港货币市场的存贷款利率不但没有上浮，反而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大量资金涌入香港，期待人民币升值，使得银行体系资金猛然上升，利率下降。” 为此香港特首曾荫权提出，待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之後，港币汇率可能最终与人民币挂钩。

　　第二个重要争论围绕香港政府一贯推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否应该继续贯彻，低税制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香港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已成为经营高成本的主要原因；科技研究和开发能力弱，技术产品生产发展动力不足；税基狭窄影响公共财政能力，进而影响公共福利的投入和对科技行业发展的推动力度，等等。诸多回归前已累积下来的经济结构性弊端在“不干预”的政策框架下不能得到及时矫正，继续成为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香港一般舆论一方面抨击政府应变不力，另一方面又反对改革税制及“不干预”政策。

　　第三个重要争论围绕特首选举的方式能不能在2007年改为普选。且不谈政治人和政团之间的权力竞争，就以香港民间对这一辩论的态度来看，支持2007年就改制为普选的在2003-2004年香港经济萧条期间呼声最高，2005年之后经济复苏，争论减少。

　　上面三个最重要的辩论主题都涉及到香港回归前的制度设置。1980年代基于“不变”的策略，这些制度在香港《基本法》中肯定地予以保留，并对修改的可能方式也做出了一些最基本规定。在“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的“不变”表象背后，更需要重视和反思的是原有制度的“变”与“不变”。从中央政府的策略框架来看，“变”与“不变”是香港人自己的选择。从香港本地来看，“变”与“不变”混合了很多对过去岁月的情结、对现在变化的即兴反应以及对将来的疑惑。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炳良撰文认为香港人“贪恋前朝”，同时对回归后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缺乏深层宏观的前瞻性思考。其批评可谓切中要害。本质上说，香港回归最根本之“变”就是：从今(1997年7月)以后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来筹划。过去香港人已经习惯于做只顾低头点算眼前利益的商人，今后可能需要做一回“哲学家”了。

　　(黎熙元：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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