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痞子手段(下)

　　雷颐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尔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由于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已经非常有利了。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下苏州这份指日可待的“头功”。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和“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大心病。只有攻占苏州，才能使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城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主帅为谭绍光，将领有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们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的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处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陈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8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8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但这反使行事老辣的李鸿章下决心彻底裁撤“常胜军”。随着苏州“杀降”事件和攻克常州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鸿章终于感到“常胜军”已成可以拆掉的“过河之桥”。生性谨慎多疑的他认为，此“桥”必须及时拆除，如果不立即裁遣“常胜军”，恐怕后患无穷。

　　对“常胜军”，李鸿章一直采取利用、笼络、控制政策，与戈登一直矛盾不断，而李氏苏州的“杀降”，使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藉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他认为，杀降纵有不妥充其量只是方法问题，而他不知道戈登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种不同观念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和马格里(MaCartney , Sir Samuel Halliday)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十几天后，针对英方提出“常胜军”不归中国指挥的说法，他又专门给朝廷上了《筹处常胜军片》，说现在他的兵力已经“可敷防剿，亦无须该军协助”，表明他实际上想解散“常胜军”。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李鸿章自可大松口气。另外，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五万，且其中三四万人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三千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但此事更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他多次感叹“常胜军”已成为“磨难星”。攻下常州后，戈登认为太平军败局已定，淮军已渐西化并迅速强大，而“常胜军”正在腐化涣散，于是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李鸿章立即高兴地同意解散这支外国人担任各级军官的中外混合军。不过，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Parkes , Sir Harry Smith)却认为这会削弱上海防卫，所以致信李鸿章坚决反对此事。而李也不示弱，回信反驳。终于在1863年5月31日解散了“常胜军”，其中一部分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为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

　　这次顺利遣散“常胜军”，终于去掉了李鸿章的一块心病。李鸿章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得曾国藩的称赞，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威棱所指，无坚不摧，而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鞑龙蛇视若婴儿之风，尤以为佩。”

　　平心而论，李鸿章能屡打胜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倚靠“常胜军”。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认为：“苏、杭之误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忠王答辞手卷》又说：“李非夙(宿)将，借洋鬼之力以成功。”李秀成的这番话，从反方说明“常胜军”的巨大作用。而李鸿章现在却不愿承认此点，因为现在是他“拆桥”的时候了。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无情、老练和老辣。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所以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时代潮流等宏观战略的正确判断，而不是使用“痞子手段”这种雕虫小技。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