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检讨带给制度建设的启示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近日再次当众检讨。这位曾被中央组织部门评价为“思想解放、接受新事物快、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官员，又一次进入舆论关注的视野。

　　1月29日，在山西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于幼军专门就煤矿重特大安全事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和去年未完成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指标，向参会的500多名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的省政协委员检讨，表示自己应负“领导不力的责任”，并为此“深感内疚”。

　　

于幼军是中部省份山西多年来从沿海开放地区迎来的首位高官，他的从政经历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较为深刻。他是在2006年年初全票当选为山西省长的。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位省长一向被认为拥有开放的精神和冲锋的姿态，敢于向中部地区历史累积出的一些保守与封闭的壁垒发动冲击。而当于幼军如今面对众多代表、委员们作公开检讨时，从他的检讨当中，我们能反思出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的“内疚”？

　　分析于幼军检讨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困扰着山西发展与进步的一些疑难问题没有得到本质上的解决。记得于幼军省长初上任时即痛心地指出：“非法煤矿的存在，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治乱须用重典，必须坚决割除！”无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山西小煤矿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矿难频仍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仅在去年一年，就有多起大小矿难发生在山西，让人唏嘘不已。

　　同时，山西谋求改变粗放式经营的发展道路，不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去换取一地一时发展的愿望，也有待真正落实。这从一个简单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去年初山西省政府在人代会上提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但实际上，山西省仅完成了下降2%的目标。维持着GDP增长的，若总是过高的能耗，这样的经济增长，又能有多少可持续性呢？民众从这样的畸形发展中，又怎能真正分享发展的成果？

　　于幼军省长为这两个疑难命题未能更好地得到解决而向民众道歉，表达出一种态度，那就是，科学发展的理念而不是单纯的GDP数字，越来越深入到主政的地方官员内心当中。有这样的官员和科学态度作为基础，也让我们对未来中国的进步有了更多的信心与期待。

　　当然，在于幼军省长自我检讨态度应受肯定的同时，对官员公开检讨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不应就此止步。在我们看来，简单地怀疑或者肯定一位高级官员的检讨与道歉的实质意义，仍远远不够。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度有了较大完善的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位官员的自我检讨，并不仅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自觉问题。如果简单地将本该纳入到制度程序中的官员责任道德化，并不利于行政体制当中制度结构的完善，也不利于政治文化的进步。

　　一位政治学者曾如此探讨官员的道歉问题。在他看来，具有真实意义的道歉，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要素，为人们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需要道歉的判断基准；具有实际价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制度中的道歉而不是伦理政治中的道歉；具有现代特质的道歉，则是边界清晰的道歉而不是边界模糊的道歉。我们认为，这位学者的思考富有启发意义。

　　在我们的记忆里，于幼军省长此次检讨并非是其第一次类似的公开道歉。2006年11月，因为山西焦家寨矿难中遇难数十人，山西省政府紧急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于幼军省长向遇难矿工和家属表示了哀悼和歉意，同时向全省人民作出检讨。我们并不怀疑，面对许多无辜生命的逝去，于幼军省长向全省人民作检讨时内心的悲痛和道歉的诚恳，但我们也须遗憾地指出，这种道歉尚未进入程序性的制度当中。

　　当于幼军省长再次因为煤矿重特大事故难以遏制以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指标没有完成而公开检讨时，很显然，如以更完善的官员问责制度来衡量其行为，社会公众也就不会将焦点落在省长的检讨究竟是否真诚上；如果省长的检讨并不是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而是进入到程序公正当中，那么这种检讨就是一位官员的行政权力与义务互相对应的一种责任。这才是于幼军检讨可以带给我们的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