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内情

　　本报记者 邹卫国 汪雷 李平 北京报道

　　“人类总是要为理想而奋斗的，没有理想就没有未来。”步平说。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展开之际，对其怀疑和批评的声音也随之泛起，有人认为这过于理想，甚至是空想。

　　步平说，历史共同研究能够实施，说明“我们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是抱有理想的”。

　　步平是在2006年12月26日开始举行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的致辞中说这番话的。步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

　　1月5日，日本国大使馆政治部参事官远藤和也对本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这次会议是在认真、坦率、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委员们的讲话都“很坦率”。

　　远藤和也列席了26日举行的会议，也部分参加了27日的会议。

　　研究者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日本的一个动议。2005年5月，中日两国外长在京都会谈时，日方提议中日两国成立共同委员会研究历史问题。

　　但是此事由于日本右翼教科书问题等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重大进展。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年内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次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越南河内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会晤安倍晋三首相时，对该共识再次予以确认。

　　11月16日，李肇星外长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实施框架”达成一致，决定中日两国学者将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历史进行共同研究。

　　随后两国迅速挑选学者，组建研究小组。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国家级专业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机构，主要研究1840年-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首任所长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创立的日本智库。1946年上台的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之一。

　　12月18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共20名成员名单对外发布。

　　对于日方委员挑选的过程，远藤和也说，日本首相官邸和外务省，首先选择了首席委员，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再与首席委员一起共同确定了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委员。

　　当天，仅双方委员的自我介绍，就花去了近两个小时。

　　中国方面的研究小组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领衔，而日方则由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北冈伸一出任首席委员；研究小组分古代及中世史组和近现代史组两个部分。

　　日本方面的一些委员都有曾在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智囊机构工作的经历。在近现代史组里更是如此。

　　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曾是日本前驻联合国副代表；近现代史组委员小岛朋之曾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及北京大使馆专职调研员；坂元一哉曾是日本外交政策评估委员及副委员长(川口顺子外务大臣咨询机构)和安倍官房长官咨询委员会“重新审视海外协力”ODA审查委员；庄司润一郎则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第一战史研究室室长。

　　小岛朋之是日方仅有的在二战结束之前出生的成员(生于1943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他差一个月就满两岁。小岛朋之是庆应大学综合政策研究学部教授。他的简历多与中国相关。他的著作包括《没有邓小平的中国》等等，他也是《崛起的中国——日本如何与中国交往》一书的作者。

　　小岛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曾写道，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为了确保这个结构改革能够成功，离不开东亚各国的合作和整合。

　　目前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占日本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份额不到两成——这正是中日两国关系预期能够持续改善的经济基础。

　　日方小组中的一些人汉语很好。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菊池秀明就能够说一口很流利的汉语，也许是因为他在广西呆过很长时间，有些口音。菊池秀明是这个小组中古代及中世史分会的成员。

　　生于1961年1月的菊池秀明，曾对广西移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族谱、碑文等资料。菊池根据这些资料，研究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前史的明清时期广西移民社会。中国学者常建华曾在《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1998年)一文中称，菊池秀明对广西移民社会的研究，“有出色的成果”。

　　中方生于战争期间的人包括了汤重南(1940)、王晓秋(1942)、陶文钊(1943)和蒋立峰(1945)，最年长的汤重南，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他同时也是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他的著作包括了《2000万中国人之死》、《太平洋战争新论》等。

　　这次会议上，双方委员自我介绍之后，双方首席委员各自介绍了关于共同历史研究的主旨、范围、议题以及今后工作程序上的考虑。

　　步平说，作为从现在开始的第一步，“我们应尽量做到将各个方面的历史资料汇集起来，通过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向社会提供以供可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根据安排：全体委员会议将一共召开4次全体会议，以及若干次分组会议，预期在2008年提出研究报告。本报了解到，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其他研究人员也可以参与进来。共同研究并不只限于10个委员，但是其它参与者只限于参加分组会议，并不能参加全体委员会议。

　　难绕的坎

　　2006年12月27日上午9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开始了第二天的议程。

　　这场闭门会议看上去气氛融洽。双方几十位专家和官员围桌而坐，但参会的代表仍可以随意出入会场，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10多位参会人士从位于社科院2楼的会议室走出大楼，到寒风刺骨的院子里“透透气”。

　　他们无一例外地向记者表示，“会场气氛还算融洽，双方代表都能够比较平静的交流意见。”

　　27日的会场，从社科院正门到会场，共设了3道岗哨。

　　中午12点，上午的议程终于结束。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副课长石飞节告诉本报，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华大使馆为本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

　　只是，双方的专家组从选拔到最后组建，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日本召开。

　　远藤和也说，下次全体委员会议将于3月18日和21日之间的两天左右在日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将确定具体的研究课题。他说，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分为三个部分：包括1931年之前；1931年“9·18”之后到1945年和1945年之后。而研究将以双方各自介绍“自己国内研究情况的话题作为开始”。

　　上述会议之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并没有公布相关研究的具体课题和范围。

　　这本身就将是一件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对于具体的历史事实，分歧可能容易调和。但是对于一些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可能很难进行同样的表述。

　　当然，基于中日两国早在建交时就达成的政治共识，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的事实不容讨论，但是，“大东亚战争”等等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言论，在日本依然有较大市场，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

　　日本靖国神社游就馆有一部电影短片。这部宣扬“大东亚战争史观”的短片认为，在亚洲的战争，是为了将黄种人从白种人手中夺过来的战争。虽然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了，但是1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地位——在二战时，为与西方对抗，日本资助了这些国家脱离西方争取独立。

　　但是，这些历史观忽略了他们在亚洲所犯的罪行，从而变得毫无说服力。

　　中方首席委员步平在上述第一次会议的致辞中说，“两国学者肩负着推动中日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的重任坐到一起”。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否认侵略的言论和行动，“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共同研究，首先需要突破由于这一问题造成的障碍，对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要有充分的警惕”。

　　中国也被批评对日本的借鉴强调过少。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日本。包括在1920年代之前，中国的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体制演变过程中，教育制度、公民教育等都是来自日本。

　　在清廷覆灭前后，中国留学生中，90%是留日学生。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蔡锷、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周恩来等人，都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

　　没有人预知最终的研究结果会是怎样，三年前中日韩三国民间也曾展开过相似的历史研究，这一段经历也许可以为今天借鉴。

　　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希亮曾经参加过中日韩三国民间组织的《东北亚三国近现代史》的编撰。这本书经历了三年研究之后，最终于2005年付印。步平也是该书的编撰者之一。

　　三年中，三国学者是在不断“争论”中度过的，王希亮说，因为国籍不同，立场和社会环境不同，虽然都尽量客观地看待历史，但还是存在大量争议。结果只能反复协商，尽量用三国都能接受的词语和观点，多客观地写历史事件。

　　在中国与日本准备共同历史研究之前，日本与韩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共同历史研究。这项研究持续了3年，因为争议太大，在很多地方，最终的报告中，双方各自表述。

　　荣维木说，中日韩的民间研究对于这次官方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荣维木是《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也是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的委员。荣维木同样也参与了上述近代史读本的编撰。

　　上述中日韩民间研究的日方学者，大多数对右翼教科书不满，基本的历史观是一致的。

　　步平在上述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次会议上的致辞中也表示，历史认识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之间，讨论历史认识更是相当困难”。

　　经历了上述中日韩民间共同研究的王希亮预期，通过这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将明确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之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甚至是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