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崛起外交之路

　　张剑荆 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

　　中央电视台近期播出一部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成为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热议对象，人们乐于将其当作中国崛起的一面镜子。而在此之前，一部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书——《中国崛起》，与《水煮三国》、《富爸爸穷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书籍一起，摆在了北京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该书作者张剑荆，长期致力于中国战略转型和外交转型的研究，提倡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使中国转型获得更为宽广的视野与空间。而从《中国崛起》的畅销与《大国崛起》的热播中可以看出，有一个共识正在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物质力量，还需要软性力量。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如何运用中国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的力量？这都需要我们认真而理性地思考。为此，我们邀请张剑荆先生撰写此篇文章，在变动的国际背景下，探寻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

　　交乃国之大事。国家有兴有衰，外交随之。在国家衰落的近代，中国的外交可以称之为“衰落外交”。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描述的就是“衰落外交”的一种情形。与“弱国无外交”这句话通常的含义不同，“衰落外交”并没有“外交无法搞搞不好”的意思。验之与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几代外交家对外交精髓有着深刻而微妙的掌握。在统治集团颟顸贪黩、地方军阀死打烂缠的时代，中国尚能避免被殖民、被瓜分的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外交家对外交之道的深刻把握和对外交技艺的熟练运用。比如中国人爱讲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果用这个原则处理“衰落外交”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当然是国将不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这个原则不适合外交，外交追求的目标是如何避免“玉碎”，如何实现“瓦全”。也就是说，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国更要依靠外交来拯救。

　　如果说，近代的经历使中国十分熟悉“衰落外交”的话，那么，中国相对不熟悉的，应当是“崛起外交”。所谓的崛起外交，指的是如何处理国家快速崛起、力量迅速增长过程中所伴随的外交问题。

　　最近25年来，中国力量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如果这一增长势头继续维持下去，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就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这乃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目前，在全球各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中国力量的崛起正在改变和重组世界格局。正是基于此，我在最近的著作中将中国崛起称为“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只是对别的国家而言，对中国外交来说，也是如此。

　　对中国近来外交活动的观察表明，中国正经历着外交的转型。外交所处理的大多问题已经不是“衰落外交”所要处理的问题，也不是20世纪60-70年代“革命外交”所处理的问题，而是崛起中的问题。“中国制造”对全球产品市场的冲击，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造成的全球价格的波动，中国军事力量增长引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外交课题。新加坡一位官员将中国的崛起比作太阳系中一颗新星的出现，其他的星球都面临着如何调整与这颗新星的关系问题。这个比喻是恰当的。比如最近举行了中美首次高层对话，美方代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表示美国希望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这句外交辞令所传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可以这样解读：美国追求的目标是与中国达成战略上的一致，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融入美国的战略框架、与美国“星球”的战略轨道协调和共容。从中国的角度看，如何调整与其他“星球”的关系，也同样是全新的外交课题。中国力量的崛起，实际上是国家利益扩展的过程。利益扩展到哪里，外交就会跟随到哪里。

　　中国从未有过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崛起的经历。虽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这时的中国外交是根据“天朝中心模型”塑造的“朝贡外交”，因此不适用于主权国家体系。就此而言，“崛起外交”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是，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看，崛起外交不仅有迹可循，而且还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供后来者学习和汲取。

　　根据崛起外交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在构筑中国崛起外交架构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首先，如何对待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和如何运用中国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的力量？

　　在中国的崛起外交中，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力量正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综合国力的各种评价系统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为综合国力论所掩盖了的是，中国的力量在结构上，是不均衡的，在质量上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1815年至1914年，俄国与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近，但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俄国败于英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更是败于比英国力量更弱的日本，其中的原因，就是俄国朝野陷于被综合起来看的国家力量的幻觉中，而对自己力量的弱点视而不见。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新崛起的社会阶层积累起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也已经有了自觉。同时，崛起过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阶层，借助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镜像，也认同优势阶层的力量世界观，这为崛起外交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形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崛起外交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平衡使用力量，如何稳定地执行政策，避免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滑向单向度地根据优势阶层的利益需求展开外交活动；二是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

　　第二，构造联盟体系。

　　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大国环绕的国家，而且，四周分布着几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破碎地带”，比如中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等。这为中国外交制造了地理难题。而崛起的形势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复杂，同时，国家利益的扩展，将中国带向了全球舞台。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形成围堵中国的联盟，就成为崛起外交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借鉴俾斯麦为1871年之后的德国设计的外交是有意义的。当时，作为新兴的大国，德国一直为被周围大国联合遏制的“联盟梦魇”所困扰。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大战略是，营造一种“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并利用他们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他们形成反对我们的联盟”。(约瑟夫·约菲：《对历史与理论的挑战：作为“最后超级大国”的美国》)他构建的复杂网络，不是为了聚敛权力，而是为了削弱权力，为了使别的国家不把德国视做威胁。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设计了“不当头”的外交路线。当时，“不当头”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不当头”获得了新的含义。在崛起外交中，“不当头”就是与所有国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与个别国家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所谓轴心关系，维持现状，稳在亚洲。

　　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国家都缓和了关系。中国与“衰落外交”时期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革命外交”时期与中国为敌的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有的还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崛起外交中，如何处理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两个国家同中国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史。在中国崛起的同时，日本加快了摆脱战后体系约束的步伐，美国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这两个国家构成了中国崛起外交的难题。在未来若干年里，对中国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战，将是美日同盟，该同盟最近有针对中国进行调整的趋势。美日同盟中，美国更为关键一些。

　　有一段时间，中国公开表示，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这个说法后来不再被提及。实际上，这样表述，并无不妥。美国是当今与中国利益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流动上，都是如此。处理好对美关系，是崛起外交的核心任务之一，尽管面临着很大困难，崛起外交要求中国必须在对美关系上取得突破，原因是，如果未来形成了围堵中国的同盟，美国一定是这一同盟的领导者。

　　中美关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症结，出在战略方面。这一点从今年8月初中美首次高层对话的名称使用上可见端倪。中国最初的提议，是进行高层战略对话，而且，中国媒体在对话前、对话后的报道中，都使用“高层战略对话”一词，这表明了中国对战略问题的关切。但实际上，美国不同意使用战略一词，其理由是这个词只用于同盟友的关系。那么美国为什么拒绝在战略层次上与中国对话？原因在于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现任国务卿赖斯在2000年时这样界定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不是个‘现状’国家，而希望亚洲出现对己有利的改变。仅就此点而言，中国就是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一度称之为的‘战略伙伴’”。在五角大楼最近公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合作和富于建设性的关系”，这个界定实际上就是说，与中国的关系限于具体和政策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战略层次。美国需要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但在战略上则存在着冲突和竞争，从该报告对“中国未来形象”的描述，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拒绝战略对话了：“中国以一个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发展，但它的出现同样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正面临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它可以选择一条和平融入世界之路，从此开始良性竞争。中国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或者，中国也可能变得不那么自信，集中精力应付来自国内的挑战。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未来还没有沿着某一条道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在美国的话语系统中，这意味着中国是战略模糊的国家。

　　第三，重视软力量。

　　中国的崛起首先是经济崛起。中国的力量首先是物质力量。在国内，中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优先。最近几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摩擦增多。由于中国首先以一个贸易商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各地，崛起外交自然要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中心工作。

　　但是，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崛起外交因此要重视软力量的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为此，崛起外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强国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实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

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并不是什么外来的力量，那些所谓的蛮族，不过是古代希腊社会内部的组成部分，他们只是在从伯利克里的衰落到奥古斯都兴起的这一段混乱时期里，在道义上同那些少数统治者离心罢了。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的衰亡视作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这个结果，从罗马帝国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帝国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经被注定要灭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纠集一切力量来拖延而不是为了避免古代希腊社会的无法挽救的末运。这一事例提供的教训是，只有文明创新，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才能引来别的国家追随。

　　第二，中国能否成为制度建设者？崛起外交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对待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客观言之，目前主导的国际制度有些是中国参与制定的，因此而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有些则为中国所不满，对于不满意的国际制度，中国的态度是“参与其中，徐图改之”。参与其中相对容易，徐图改之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只是符合创立者的个别利益，还要能够为别的国家创造出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超越的胸怀，需要登高望远。在这方面，美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约瑟夫·约菲在描述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制度建设时说，与以前的霸权不同，美国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支配着世界，从一系列英文缩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UN,IMF,GATT,OEEC/OECD,NATO,World Bank,WTO,PfP等等。以此为借鉴，中国崛起外交需要超越于国家利益的眼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总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外交面临着转型的任务。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课题都可以归之于如何处理崛起中的外交问题。我们需要汲取历史经验，避开崛起陷阱，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用中国方式化解各种矛盾，开创人类文明史的中国时代。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