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千年之尺度量世界：追寻财富流转的逻辑

　　见习记者 张勇

　　西历公元1年和2015年——这两个年份的衰落与繁荣，我们都尚未曾经历。后者，我们仍有机会见证；前者，只能存于泛黄的史书和我们的想象。

　　而在2006年岁末，两幅被制作者称为“前所未见的地图”，将这两个时点的全球财富分布展现。被标识为绿色的中国财富版图急速膨胀，同样占有世界财富的26%-27%，远高于实际领土面积在世界地图中的比例。

　　这组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与空间不均衡研究所”制作的《World Mapper》六张地图(相关报道见《世界财富地图上的中国》)，纵横于公元1年、1500年、1900年、1960年、1990年和2015年间，财富全球流转一目了然，中国在其中的位置起伏也同样清晰。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成为全球财富增长的分水岭，财富总量爆炸性增长。但在1900年地图上，清末中国占有的财富与完成工业革命后加速发展的欧美，已经拉开了距离，财富分配并未在各国显出一致的步伐。

　　转向中国，是什么成就了前工业化时期帝国的辉煌？为何在工业化和全球化开始的18世纪衰落？搭乘上20世纪末新一列全球化列车，能否在保持增长同时改变全球财富格局？

　　轮回，必然还是巧合？无可否认，全球财富正在各国间进行着新一轮增长和再分配，而我们关注的，是变化的生存环境与一国富强的新逻辑。

　　财富的流转

　　公元1年，中国西汉平帝元始1年。中国的丝绸开始传入

罗马帝国。源于印度的佛教也传入了中国。此后的第8年，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中国进入东汉。

　　这是一个值得荣耀的年代——在公元1年财富地图中，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最主要财富份额。

　　而财富分配地图和当时世界人口分布的地图非常相像。那个时代，人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财富也多在不超过以百为单位计算的平方公里内流动，早已利用了铁器和牛耕的华夏民族和人口众多、土地平坦的恒河流域，自然在地图上占据着最大面积。

　　此后的1500年地图看来几乎是公元1年的翻版。

　　那时正是中国明朝中叶，延续了唐宋遗产的华夏表面依旧健硕。而在欧洲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风刮开中世纪的黑云，圈地运动也马上要将教会统治下的农民驱向叫做“工厂”的陌生建筑。此前的第8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开辟了新航线；而葡萄牙的达·伽马也在2年前绕行好望角抵达印度——当时仍为世界最富的一个国家，地理大发现就此完成。

　　看似变化甚微的图景背后将是一场剧烈变革——在全球大额货物(包括人口)贸易迅猛增长同时，千年来东方亚细亚内生积累的财富和美洲大陆未被开发的资源(主要是白银、土地)将流向西欧，并被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所操纵。

　　1900年的地图便是结果。中国“绿叶”已被蚕食，印度“橙子”缩水成了“柠檬”，而美国和西欧则是最大赢家，财富版图膨胀，开始挤压大西洋。

　　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进程的他们成为世界霸主，而“龙”“象”则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了上百年的衰落和沉睡。

　　时点到了1960年，财富地图像是1900年的翻版。这一年，封闭而动荡的中国，财富份额跌至历史谷底，欧美资本市场则膨胀如黑洞般吞噬着全球红利。

　　1990年，世界财富增长经历了“黄金期”，人均GDP比30年前翻了一番，财富流转也开始折变。狭长的日本列岛在图中膨胀成“紫色气球”，以韩国为首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和中国10余年的改革开放，令东亚开始丰满，欧美也依旧保持原样。

　　但看不见的资本暗流已从欧美转移，廉价而实用的东亚制造在全球各个角落可见，内源生产性积累和全球资本重新配置是这些地区财富比例加大的要因。

　　2015年的地图会是世界财富由西至东流向的结果么？

　　分配的逻辑

　　财富图景轮回背后，都有全球财富增长和分配的逻辑。但不同历史阶段的逻辑和主导因素不尽相同。

　　世界著名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认为，富饶的稀缺资源、自由的国内外贸易和制度创新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

　　最初的财富生产，国家的自身资源禀赋和人口数量发挥着决定的作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制度文化也不可或缺。相对而言，各个国家间相对封闭，国家比较优势及其导致的自由贸易在财富分配中作用并不明显。

　　这就是公元1年财富地图的逻辑。中国、印度承文明古国的遗韵，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厚，人口也占比领先，财富拥有所以领先。

　　美国经济史学家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书中提出，1400—1800年，已经存在了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经济体的中心。

　　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作交易的产品，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的白银。物品向西，白银向东，亚欧高下可见，“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坐位，然后包租了一个车厢，到19世纪取代了亚洲在车头的位置。”

　　在欧洲内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内部制度和文化的创新才是财富剧增的关键。

　　资本之手也在拆分各国财富分配。在此时期，欧洲国家间激烈的政治—军事竞争，使资本家在不同政治体管辖范围内和之间动员货币资源，从协助国家权力中获利。这一过程促进了金融网络和制度的兴起，世界各地的剩余资本就此集中。

　　1500年财富地图埋下的“因”，1900年结出了工业化和全球化之“果”。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大国兴衰史，进而是现代化赶超史。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首先提出了“后发优势”。后进国不再被看作某点上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而只是在发动和进入工业化上相对滞后。相对的经济落后，有助于后进国实现爆发性增长。

　　这也是1990年地图的逻辑。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果实”，再次由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提供，这些国家也尝到了果子的甜头。

　　均衡的再造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过：“人们无法假装中国只是另一个竞赛者。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赛者。”

　　可是，在2.0版全球化中，竞赛的格局和规则已经不同——原有全球利益分配的政治格局摇而未坠，知识经济和虚拟网络带来了生产方式转变，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公司力量渐强，发达国家在猜疑中享受全球化红利，地球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发展中国家不计成本融入全球生产链条。

　　而2015年财富图景要成真，中国面临怎样的变数？

　　近几年来，在世界银行报告和国内知识界的论调中，良好的政府治理、对创新的制度支持和对资源环境的重新审视，被不断重复。

　　在《World Mapper》的地图集中，与财富有关的地图有“研发费用、

知识产权数量、财富增长和衰退的速度等，还有一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多与少”。在这些地图中，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在财富地图中的面积，相反，在知识产权保护、药品和医疗等地图中，“绿色”还有枯萎。

　　在过去的2006年，中国企业和资本海外投资加快，凯雷资本收购徐工引发对外资的重新审视，探索资源节约增长之路，加大研发投入，向全球产业“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反思国有垄断和分配不公，推动民主和法制落地，以及民族精神和道德的自省与重建。

　　中国实现内部财富均衡的努力，也是全球财富均衡格局再造的动力和支撑。学者说，中国正在探索财富增长的新逻辑——成为格局改变者和规则制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