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不应对公民的诉权设防

　　王琳

　　司法如果高度行政化，容易把本属于公民的权利收归为自己的权力。比如取保候审，本来是嫌疑人的权利，立法一出来，就变成了司法机关的权力。因为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能得到取保，除了要依法定条件提出申请之外，还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和批准。这种审查还是“实质性审查”，所谓“实质”就是，你虽然有权(利)提出申请，但最终还是要我的权(力)来裁量是否批准你的申请。

　　这样的例子同样发生在诉讼过程中。我们知道，寻求司法的救济是每位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但这个权利要进入诉讼却必须受到权力的审查。因为我们的诉讼制度被刻意安排了一个“立案审查”程序。这个审查，超越了程序性审查，使得权利的行使不得不仰仗权力的恩赐。

　　这种“权力架空权利”的制度设计，被一些有识之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他们对着那些手持魔方的立法者大喊：让权利上来，把权力转下去。江伟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不遗余力大声呐喊的行者，近日，在他主持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第四稿)”，为制度的改良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即以新的“立案登记制”替换原有的“立案审查制”。“立案登记”，也就意味着法院对于原告的诉状，只履行形式意义上的“登记”，而不必再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这样一来，权力被还原为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赐予，当事人的诉权也就有了直接进入司法殿堂的红地毯。

　　权力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为权利的行使所提供的服务。法院应为(公)民而存在，公众的诉权是裁判权的基石和源泉。开启司法之门，使民众更容易接近司法官，并获得适时适当的司法保护，从而在司法的起点上就获得平等的保护，这是国家法上的义务，是司法机关不可推卸的担当。当诉权被架空，裁判权的存在就失去了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

　　然而，我们需要有待完善的现实却是，立案审查权最优先考虑的并非当事人的诉权，而是自身的利益考量。比如某高级法院就曾专门下发内部文件，明确将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等13类案件暂不受理。据当时的报道称，受此“红头文件”影响的部分民众申诉无门，民怨不小。当权力压倒了权利，服务于当地某些官员的利益代替了服务于所有的民众，这样的现实并不符合“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

　　违背法治常识的司法理念，注定会遭到民众的唾弃。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应该将法院设计为最重要和最终的纠纷解决场所，除专属立法、国防、外交、行政等国家行为外，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争议法院均应有权受理和处置。尤其是随着司法现代化的加速，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已少有司法不能企及的领域。垂范久远的《拿破仑民法典》(即现仍生效的《法国民法典》)，甚至为那些“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当事人诉求的法官，专门规定了“拒绝审判罪”——立法处处防备和限制的正是权力，而不是权利。

　　在转型期的中国，随着“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权利的张扬乃至诉讼的兴起，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民众滥用诉权，因为权利不会腐败，权力才会腐败，权利的实现最终还需要裁判权的确认和宣告。所以，还是倒转立案审查制度这个权力魔方吧，不管法院面临的是社会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只要它们能够成为司法问题，法院就应担负起“守土有责”的重任。(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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