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尼罗河

　　张军 　　

　　上周我第一次来到了开罗，出席主题为“全球化与经济成功：非洲的政策选择”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会议安排在开罗的Marriott Cairo酒店举行。这个酒店就坐落在尼罗河旁，与河对岸的埃及外交部大厦交相呼应。这个酒店的主楼是1868年兴建的一个豪华宫殿。今天在这个宫殿两侧修建了两个客房群楼。

　　我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系列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值得他们认真对待和重视。中国是过去20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能够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少数成功案例之一。除了中国之外，提供这次会议交流的还有另外15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因为真正在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其实并不多。非洲就更是如此。

　　走出酒店我步行在尼罗河岸，周遭的环境和几乎被尘土覆盖的城市建筑多少让我回想起20多年前上海的颜色。不过，开罗在很多方面更像印度的孟买或者德里。发展中国家那些不发达的特征在这些城市里表现得非常集中和典型。中国的很多城市往往也能表现出某些不发达经济的典型特征，但集中体现那些不发达特征的大中城市在当今中国已经很罕见。而在开罗，尼罗河岸虽然也有了一些高楼大厦(更多的建筑是清真寺)，但城市还是显得破旧不堪。与东亚的香港、新加坡或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与印度的大城市最相像：人多，车更多，人车混杂，污染严重，浓浓的汽车尾气让人难以忍受，你还必须学会如何在拥挤的车流中横穿马路。

　　走在像开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都市，环顾周边的破败、肮脏和污染情形，经济学家的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为什么就这么困难？尽管绞尽了脑汁，也花足了经费，可是过去50多年来为什么总是不能成功地让一些国家和地区获得经济发展？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地方的确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经济的起飞和高速的增长？且不说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非洲的博兹瓦纳和中东的迪拜(阿联酋)这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让经济学家对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心怀希望。

　　这次飞抵开罗前，我就在阿联酋的迪拜机场转机。一进入迪拜机场，扑面而来的是展示迪拜

城市建设成就的照片，一下子像把我拉回到上海的浦东，但迪拜机场更漂亮、更现代。相比之下，国内的大机场即使硬件设施也还是落后了很多，不堪相比。而开罗的机场就更差了。

　　在中东，迪拜这个城市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上这些年突飞猛进，尤其是它的摩天大楼一栋比一栋精彩和奇异。在国内，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些精彩耀眼的建筑画面和城际线，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可能就是它建在海上的像风帆模样的所谓超星级酒店了。其实，它的航空公司“Emirates”(酋长)在世界上也是名声在外，尤其是它的空姐之漂亮大概也算得上世界一流。前来参加会议的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告诉我，他访问迪拜时曾询问阿联酋的政府高官，出现迪拜奇迹的秘诀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那里没有官僚主义。可见，政府治理水平对经济发展是多么重要。在开罗的这次会议上，政府治理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其实，探讨和总结那些经济成功的经验和经济失败的教训，的确需要高度关注政府的作为和政府政策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在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新加坡、中国和越南成为这次会议几乎惟一的经验案例，而且都集中在东亚。从更大范围来看，一个有趣的地理分布似乎清晰可见：过去50年，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多在东亚，而增长并没有真正在非洲、南亚和拉美的大多数国家发生过。

　　印度是最近十年获得经济增长的惟一南亚国家。但为什么不是巴基斯坦或者斯里兰卡？即使是印度，它的增长基础也并不牢靠，它在减少贫困和经济发展方面依然步履艰难。而斯里兰卡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水平甚至高于东亚四小龙，今天它却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萨里教授讲述的经济失败的典型案例。拉美的

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开放的程度超过了东亚的很多经济体，但却与全球化的机遇擦肩而过；非洲的大多数独立的国家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目标，但经济的发展目标似乎依然很遥远。

　　经济学家诊断这些经济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不像医生诊断病人那么有把握。发生经济增长和经济失败的原因则更加复杂，经济学家似乎知道了一些因素，但至今知道得还很少。更没有一个可以解释经济成功和失败的系统理论。现有的研究和讨论中经常被提及的线索往往是：在东亚，从“四小龙”到中国和越南，都不是自然资源富裕的地方，但经济的成功时期都遵循了经济的开放政策，都紧密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都保持着非民主化的政治稳定，都有一个威权的政府。

　　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因果关系。印度最近的经验也表明，民主是解决和协调利益冲突的机制，却不是增长的机制。从经验上看，威权政府的目标往往比民主政府的目标更单一、更集中。民主政府的更首要的目标是再分配，而威权政府更集中的目标则是增长。增长虽然并不自动保障分配的公平，但却创造公平分配的条件。增长是减少贫困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另外，拉美、非洲、中东的经历表明，资源富裕的国家常常不如劳动力富裕的国家更容易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也更难以通过制造业的全球化来实现经济增长。

　　人们常常发现，在经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威权的政府在治理和政策上往往表现得更有效率。这在东亚与南亚、非洲和拉美之间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引起了开罗会议上的激烈讨论。一般而言，威权的政府不像民主的政府那样要面临选民的约束和多党派之间的竞争压力，为什么东亚的威权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上会表现得更理智、更专一和更有效率？威权政府这般表现背后的激励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威权政府的目标反而更集中于增长与发展？

　　我给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威权的政府也许事实上面临比民主政府更大的和更残酷的竞争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来自另一个竞选的对手，而是来自于“游戏的结束”。因此，可以说，威权政府面临着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然后有人向我提问说，为什么东亚的威权政府会选择经济增长而不是独裁来应对这种压力呢？我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这也许是因为东亚的威权体制比民主体制更有可能筛选到社会精英人士来治理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地回答，因为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需要我们从依旧流淌着5000年文明的尼罗河岸去寻找那些早被遗忘了的智慧。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