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城市建设重在统筹规划

　　王育琨

　　国务院总理亲自督阵河南违法用地案的最新进展差强人意。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河南省1851件土地违法案件中未执行率超过50%，有些个别地区达到了100%。另据中国经营报报道，9月29日建设部等11个部委组成的检查组奔赴呼和浩特督察，呼市主管部门上交了一份18个违法案例，而就在两天前这个名单上开列的还是64个违法案例。把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观察，不难看出土地新政的困难与矛盾，因为绝大多数违法用地案例，都是下级政府所为。

　　违法案例的厘定本身就是个问题。中央不可能到处派人去丈量土地，具体界定项目的合法与违法，这些硬条条都要靠省政府、城市政府和县政府去落实。

　　同违法用地的厘定困难一样，违法用地处理的难度一点都不低。在违法用地上，工厂正在生产，摩天大楼已经开始办公，高高的住宅楼已经傲然而立，推倒重来绝无可能，惟有罚款了事。而按照有关规定，罚款的数额根据大的利益比较起来，毕竟是有限的。

　　目前，无论是大城市北京、上海，还是小县城、乡镇，土地以租代征已经蔚然成风。中国许多县镇的工业化都是这样搞起来的。农民实际上用廉价的土地出租，引来投资者办厂，招募了远近乡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而保护生产能力与保护人民福利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理由。

　　所有这些表明，在现有的框架内，行政命令可以短时奏效，但作用有限。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下决心把问题梳理清楚，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和流程建设。

　　

房地产业最大问题是蔑视公权。一些小利益集团，往往会撺掇出花样繁多的规划调整，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这客观上导致能源消耗，造成白白浪费。恢复城市规划的“人民公器”的本来面目，按照城市规划的本质来搞城市开发建设，无疑是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方向。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会是一次长征。

　　我国实行的独重

开发商体制，是果而不是因。这是城市规划建设一系列体制安排的结果。如果想调整这种体制，使科学发展观统帅城市建设，并使最终投资者可以方便直接地获得建设土地，需要城市建设地块的控制性祥规非常具体，所有地下基础设施都必须铺设完备，方可拿到图纸建房。而这一种城市建设的基础工程，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为树立规划的公权地位，可以考虑在政府系统外面的城市人大，设立一个由内外精英组成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会中城市外部独立委员占有多数席位，负责制定和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祥规，并提交城市人大讨论后，报请上一级人大批准。规划批准后，可以由专业公司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搞好城市地下与地上基础设施的建设，把所有建设地块都变成熟地，尔后公示市民。任何一个建设项目，都要符合规划细则；任何一个新建项目，都要获得土地使用者的完全同意。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长征中，推进这个过程有着现实的迫切性。因为我国再也经不起“挖了建，建了挖”的重复资源浪费。

　　(作者为

首钢发展院企业研究所所长，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