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仅能在虚拟空间诉说

　　朱四倍

　　长沙黑摩的司机陈洪博客诉说底层生活，一月吃两顿肉，认为“我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陈洪在和读者的互动中写道：“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穷人不是害怕改革，也不是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由少数人控制的、缺乏监督的、损不足补有余的改革。”

　　———(《中国青年报》)

　　“牺牲品”一词在生活中经常被不同阶层的人提起，其中包含的苦涩和无奈恐怕非当事人不能理解，尤其是“时代的牺牲品”一词把陈洪所代表群体的窘迫景象逼真地叙述了出来，带给公众的不仅仅是震撼，更多的是有关公平与正义的议题。

　　对于黑摩的司机陈洪博客的出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各个阶层的人士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无法回避社会发展过程中补偿不平等问题，而正是补偿不平等才让陈洪发出了“我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的愤懑之语。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急剧推进，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据统计，这些强势利益群体只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的16.4%，而他们拥有的资源总量却占社会资源总量的80%以上。但是，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一个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城市中失业者成为令人关注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位置，现在成为社会的底层。这些人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工作，职业封闭，阅读量少，文化水平低，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也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失业下岗者，事实上是社会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

　　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以及底层社会的形成表明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黑摩的司机陈洪博客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农民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际上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和带动农村发展的时期。目前农村的情况虽然有很大改变。但是，农民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支为数不少的下岗和失业工人的队伍。可以说，这些农民和产业工人曾经为改革发展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或代价。从道理上讲，因社会发展和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本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是在我国实际上主要是由工人、农民尤其是其中一部分人比如失地或无地农民、下岗和失业的产业工人来承担，同样的，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本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是在我国最大的受益者是某些阶层，尤其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来主要享受了。黑摩的司机陈洪博客的出现提醒社会：对农民、产业工人等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应当想方设法予以适当的补偿。

　　这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不能仅让弱者在虚拟空间控诉补偿的不平等，而应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必须制度化。我们必须明白，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感受到“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最适宜的制度”。如果仅仅以远期的预期收益的承诺，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关怀，这对于急需要利益补偿的民众来说，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18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