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特权起来

　　熊培云

　　近日，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见9月25日《京华时报》)。

　　无独有偶，此前推出的类似政策还有漳州市教育局给百位纳税大户的“中考子女加20分”的照顾、杭州建德市政府为60多位投资者发放的具有多项优惠政策的“绿卡”，就在不久前河南省沁阳市政府颁发的“沁阳荣誉市民证”。据称除刑事案件外，凡是被沁阳市政府“荣誉”过的投资者，在执法部门进行人身、车辆、住宿检查时有豁免权……凡此种种以扩大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为名的“特权赠予”，难免让人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互惠互利浮想联翩。

　　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所讽刺，“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更加平等”。公权力赋予企业家们“超国民待遇”的这些规定为我们展示的则是“杰出经济动物更加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重庆市的这个新政所要表达的却是，在执法者面前，人本来就不平等。

　　按重庆公安机关的这个规定，“知名企业家”需要重点保卫。考虑到公共资源的有限配置与随之而来的重新分配，有“重点保护”就意味着有“不重点保护”。没有人知道生活在重庆的“知名企业家”生活是如何陷入巨大的不安的，以致要该市公安机关如此“专门保护”；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被“专门保护”的没有第129名，是因为他知名度不够高？还是因为不够危险？

　　回顾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最早的出发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当这种“特权赠予”开始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挂钩时，人们不禁疑惑起来。在一些地方，由于公权力在推出公共政策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异化到了“让一部分人先特权起来”。当这种异化开始蔓延，人们有理由担心，公共决策改革的滞后性正在一点一滴地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

　　近年来，人们常说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仇富心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仇”既不是“财富”，也不是“富人”，而是不公平的财富生成机制与富人保护机制。换言之，人们真正“引以为仇”的是社会不公正，是公权力的“嫌贫爱富”，是弱者的权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轻视。所以，表面上看，重庆公安机关“重点保护”知名企业家的安全，实际上是在为“仇富心理”推波助澜——这种在公共资源上“劫贫济富”的挪用，正将这些知名企业家推向真正危险的境地。

　　不可否认，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创造财富者并非只有企业家。否则资本家何苦要跑到五湖四海招工？如果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那么作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理所当然最应提供的便是社会公正。任何公权力都必须恪守法的精神，而不能为求一己之私搞“法外施仁”。无疑，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而言，赋予公正就是最大的仁慈。

　　这种“法外施仁”、“见钱法开”同样会让那些被“重点保护”的企业家与投资者深感不安。精明如企业家者知道，这种“重点保护富人”的公共政策的出台，真正保护的是“富”，而不是“人”。所以，这种并不符合程序正义与社会公平的所谓“特权式尊重”，注定只是一场随遇而安的“露水婚姻”，是一场随着财富变迁波动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道理其实很简单，凡是通过非正义程序所获得的“尊重”，同样可以通过其他非正义程序拿走。最不幸的是这个社会，当一部分人特权起来，它将在“厚此薄彼”、“嫌贫爱富”的公共决策中屡受伤害，从此远离秩序与公义。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