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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群眼光解决小额信贷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6日 09:53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小额信贷(持续性地向那些具有负债能力、但被正规的金融放贷要求挡在门外的人发放贷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它是最接近穷人的放贷,它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它运作良好,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口脱贫。在中国,很多金融机构都可以开展此项业务,例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担保公司以及民间商业性的小额信贷公司等等。最近我国又批准了邮政储蓄可以试点小额贷款,但总的来说,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此方面的成绩也乏善可陈。

  究其根源,小额贷款的风险判断根本不是一个经济学话题,而是一个社会学话题。斯蒂格利茨在1981年的著名论文《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就显示了小额贷款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上指标上看,没有任何资格。这使得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这个价格机制失灵了,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为控制风险的方式是利率上调,即使借款的穷人、个体户或者微型企业同意,放贷人还是不敢放,因为他怀疑借款人更容易发生道德风险。

  所以,当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失灵之后,经济学的评价体系混乱不堪。很多放贷者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学的考察(欧洲复兴银行就喜欢这么干),例如借款人是否喜欢酗酒,私人圈子的口碑,私生活的道德。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变成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经济行为是非常不经济的:小额贷款的交易成本和贷款运作成本都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业务琐碎且笔数很多,人手不足且效率低下。

  当然,人们也发明了一些模式,来尽量将这个社会问题经济节约化处理。比如,最近在中国流行的《穷人的银行家》一书,它讲的是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家尤努斯的故事。尤努斯在1970年代发明了著名的GB模式,即小组联保贷款。让借款者之间“自由结社”形成小组,同时风险共担,一旦有人无法还贷,则其他人无法再获得贷款(同伴压力),并且小组的最早发起人要承担还贷的责任。这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网络的一种机制设计。

  实际上,格莱珉模式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使人们受益。但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例如社会的流动性加强,农村里的人际信用就会降低。另外,像野蛮市场化产生的传销这样的“杀熟”行径也会造成社会资本的大面积毁坏。所以说,格莱珉模式只是一种风险转移,即把个人风险变成了团队风险,减少了信贷机构的审查成本,但却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的共同违约。尤其是孟加拉市场化处于推进过程,人口流动开始加速,当一个人从乡村跑掉,很可能造成该组其他老实人也会“勾结”起来推卸债务。这种情况也常出现在格莱珉银行身上,只不过格莱珉银行财务并不透明。

  这里并不是说格莱珉模式已经破产,而是它也存在很大的盲区。解决小额授信问题,不应寄希望于一种模式、一个法则,而应开发出更多的模式。实际上,

商业银行开发的“
供应链
”融资模式其实是可以用于小额信贷的。“供应链”融资的思路是这样:以一个信贷资信等级非常高的大型企业为核心,凡是同这个核心企业发生业务和贸易关系的小企业群都被银行关注,这些缺乏流动资金的小企业可以拿着和核心企业的贸易票据到银行去申贷。这构成了信用链条的复合式结构,业内称之为“1+N”中。“1”就是核心企业,那些小企业群就是“N”。“1+N”的意思是,很多小企业是依赖一个大企业而生存的。企业的关系不是厂家间的堆积,而是一个有着核心驱动力的生态群整合。

  以此推想到小额信贷上,可以根据贷款者的生产销售链条来寻找那个重要的“1”。例如分散化的广西蔗农需要小额贷款,银行可先将贷款给收购这些蔗农的糖厂,让糖厂代为发放,并让糖厂作还款担保。因为糖厂和蔗农有收购合同的长期化契约关系,可作为控制小额贷款风险的一种保证。如果蔗农失信,不仅愧于银行,而且违约于糖厂。

  小额贷款既是一个信贷资本的风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资本的增减问题,它证明了通过赤裸裸计算人们的金钱数量是形成不了正确的社会信用评价的。因为人们还有超越金钱以外的社会关系,根植于内心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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