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中村探寻村落终结的逻辑

　　李培林

　　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

　　我为什么选"城中村"作为研究"村落终结"的切入点

　　为切入这项研究，我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华南大都市里的"城中村"。近20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来未出现过。所以，"城中村"现象的产生，一定与中国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因素相关联，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这种户籍制度是所有的中国村落共有的，所以还应当有另外的特殊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就成为激发我研究热情的一个"悬念"。

　　如何处理和使用个案调查的访谈资料，在社会学的所谓"质"的研究方法中，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过去，中国的村落研究存在着两种调查原材料的加工方法:

　　一种是费孝通先生的方法，我称之为"文本概括法"。就是把调查的资料和受访者的话语，慢慢地咀嚼，然后转化成比较精练、比较条理化的文本语言表达出来。它就像现实之树去掉了多余花叶的枝条，所以谈不上好看，主要还是供专业人士阅读。费老的《江村经济》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应该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另一种是林耀华先生的方法，我称之为"文学概括法"。就是把调查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工成文学的语言，更具体地说，是小说的语言。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林耀华先生的《金翼》，这本用小说体裁写成的人类学著作，它的写作方法数十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学者的不断质问，即这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

　　我在研究中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既没有像《江村经济》那样，把访谈的资料转化成文本语言，并按通行的逻辑线索编排，也没有像《金翼》那样，尽可能地用生活语言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我的研究成果《村落的终结》的前半部分，是我个人的解读、理解、看法、认识和判断，是我试图从纷杂的现象和故事中，提炼出一些可以从学术的知识框架角度来理解的规则和道理，而书的后半部分，是原汁原味的访谈记录。读者通过自己的解读和理解，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我在前面的论述。

　　我为何要塑造"羊城村"这个典型

　　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的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有鉴于此，在本项研究中，我在研究方法上想另辟蹊径，也就是试图在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我给自己塑造的这个村落类型，起了一个学名，叫"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具有许多原型，我把这些原型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些特征和故事提炼出来，用这些来自生活的原始素材，像机器压缩饼干一样，压缩成"羊城村"和"羊城村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真实可靠的，但也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它去掉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细节，突出了那些与主题联系密切的线索。我对"羊城村"的塑造方法，应当说有些像商学院里讲授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的意义，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案例揭示的法则。

　　我得出的几点结论研究村落终结，其基本结论和意义是:一、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转型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村落的终结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二、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需要建立新的合作和整合机制。三、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四、"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五、"城中村"的研究，为我们最终揭示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去工业化到城市化和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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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村落"

　　村落，即村庄，是社会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

　　中国村落数量近年来锐减

　　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