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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谋生的习惯。在近代以前，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不过，这些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人却一直被视为“天朝弃民”，所以“祖国”不仅不关心他们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认为他们死了活该，是罪有应得。
明王朝开国之初即严海禁，规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素有下海与诸“番”、“夷”经商传统，所以禁令虽
严，利之所趋，仍不乏铤而走险者，私自出海者屡禁不止。面对如此情况，明朝统治者不是顺应民情顺势而为，反思自己的举措是否得当、是否有违实际情况，而是按照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传统认为此乃“抗上”，因此出台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嘉靖四年(1525年)，当局有令：“行浙、福二省巡抚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只要是双桅船就要捉拿归案、不是流放边疆就发配烟瘴荒蛮之地！虽然嘉靖后期由于整个官僚、行政系统松懈而一度驰禁，但后来一心想有所作为、扭转颓势的崇祯皇帝又严行海禁。恶法的松驰要以政治腐败、社会颓败为代价，而政治清廉、社会严明却又往往使种种恶法能有效实施！或许，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悲剧所在罢。
满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屡屡严申海禁，甚至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对外商来华贸易的管理也更加严格，仅限广州一处，其余地方全都关闭。
对外贸管理、禁止尚且如此之严，对那些想方设法漂洋过海到“番”“夷”之地谋生者，清朝统治者当然更加仇视。清初曾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都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凡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一旦回国，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到雍乾两朝，对出洋者的处理虽已无那样严厉，但仍视其为对天朝的叛背。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即历史上著名之“红河(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乾隆表态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朝廷对海外华人的这种态度，与中国是“天下之中”的世界观关系甚密。
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洞开，“天朝”开始崩溃，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强压力，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是允许华工出洋做工。由于中国“开禁”，一些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猪仔贩运”、“苦力贸易”、 “合法招工”等各种非法、合法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做劳工。各地华工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成为变相的奴隶，许多人死于非命。
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1869、1867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李鸿章在1870年就关注过海外虐待华工问题，曾建议总理衙门保护华侨。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李鸿章判断，要求在华招工是秘鲁此次提出“立约”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严定有关章程、“以除民害”。从10月下旬起，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谈判。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并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虐待华工已为西方各国共知，更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同时他“将计就计”，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这一招果然厉害，葛尔西耶不得不出尔反尔，表示反对，并以中断谈判回国相要挟。李鸿章态度依然强硬，谈判陷入僵局，葛尔西耶便于12月中旬离开津赴京，双方谈判遂告一段落。
1874年5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最核心的问题是秘鲁能否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氏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又活动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倾向妥协。这时李鸿章见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终于在6月底与葛尔西耶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这两个条约双方各有让步：秘鲁要求的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被写入条款，但在中方坚持下，秘鲁原来不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也写入条款。
1875年7月，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由于李鸿章事前就派已在美国的陈兰彬、容闳到古巴、秘鲁秘密调查，得知中、秘条约签订后华工依然受残酷迫害，非常气愤。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怒不可竭地写道：“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所以他提出如果不在照会中“剀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之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因此，他提出保护华工的换约附加条件，然后再与以前签订的条约一并互换。对李鸿章的提议，爱勒谟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表示拒绝，并且提出根本不应讨论此事。在谈判中，由于李鸿章等态度强硬，爱勒谟甚至拂袖而去，私下又找一些列强驻华使节为其说项。但李鸿章毫不退让，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过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8月7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
乾隆时期是中国的盛世，但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甚至有亡国之险，但却知道要尽量保护其基本权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折射出了近代中国“世界观”的巨大变化。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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