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堑大渡河

　　侯杨方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的果洛山东南麓，南流至乐山入岷江，全长1062公里，它深切于横断山脉东部的崇山峻岭中，最大谷深达2600米，远远超过长江三峡；河流落差极大，自别格尔至乐山流长584公里，天然落差达2788米。

　　昆明大观楼有天下第一长联，其中提到一个典故“宋挥玉斧”。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宋将王全斌力主继续西进，攻取位于云南的大理国。但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朝征讨南诏(大理的前身)的教训，用玉斧(裁纸、镇纸文具)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说：“此外非吾所有也”，遂以大渡河为界，宋与大理此后一直和平相处。此前的唐天宝年间，处于极盛时期的唐帝国几次越过大渡河西征南诏，几乎全军覆灭，这件事是“安史之乱”的导火索，此后唐朝逐步走向衰亡。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修建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梁，亲书赐名“泸定桥”(泸水为大渡河的旧称)，人员与物资从此再也不需要溜索过河，大大加强了汉藏间的贸易交流。从沪定桥跨过大渡河沿河谷西行不远即达康定(旧称打箭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岳钟琪率军由此出发奇袭拉萨，一举驱逐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军队，自此清朝确立了在西藏的统治。

　　康定向北即为丹巴，大、小金川于此交汇成大渡河。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清政府前后派遣四川巡抚纪山、四川总督张广泗率军镇压，均被击败。乾隆皇帝无奈，以首席大学士纳亲督师，增兵再次进剿，同样失利。乾隆怒斩张广泗，并将纳亲“以其祖遏必隆刀于军前斩之”。继任统帅是新任的首席大学士傅恒，并增派满洲兵进剿；被废黜归乡的岳钟琪此前已经起用，他率军连战皆捷。莎罗奔曾是岳钟琪的部下，对其非常敬重，此时渐生降意，岳钟琪便率十三骑亲赴敌穴招降，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僧格桑共同叛乱，清军屡次进攻均遭惨败，尤其是木果木一役全军溃败，主帅大学士温福阵亡，乾隆皇帝哀叹：“我朝用兵从无如此挫折者。”第二次金川之役，历时五年，最终以索诺木投降结束。

　　正当极盛的清帝国以全国之力进攻面积不过一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不过4万余人的大、小金川，耗费白银7000多万两，前后出兵20余万人，官兵死伤数万，两位统帅渎职被杀，一位统帅战死；而就在两次金川之役之间，清朝攻灭了百年劲敌准噶尔汗国，并平定了回部(新疆、中亚)，开拓疆土200多万平方公里，耗时5年，只花费白银3000余万两。金川之役是乾隆十大武功中历时最长、最激烈、残酷的战争。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清军耗费了296万石米，427万斤火药，300万斤铅铁炮子弹，这些物资都只能依靠46万民夫通过险峻的马帮小道转运。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故地改土归流，设置了美诺、阿尔古两厅，后合并改称懋功厅(今天的金川、小金两县和丹巴县部分地区)。

　　金川之役是清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最激烈的体现，清朝末年，这一政策到达了另一高峰，此时英国由印度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当局企图依仗英国独立。1906年，里塘、巴塘发生动乱，赵尔丰在率军平息动乱后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他为了防止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决定将改土归流推行到藏区。1908年赵尔丰任驻藏大臣，西藏地方当局对此极力反对，并提出将“按照唐朝界址，统归于藏”恢复吐蕃疆域的要求。赵尔丰认为这是西藏“俨然自居敌国”，遂率领巡防军攻克查木多(昌都)，1910年推进到工部(今林芝首府八一镇附近)一线，着手对工部和波密地区(林芝、昌都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建立了查木多、江达等十多个县，更挥师向南，设置位于西藏最东南的察隅县。1914年民国政府在此基础上设置了川边特别区，后改置为西康省，以康定为省府，金川之役及赵尔丰改土归流的成果得以最终确立。

　　位于泸定桥西头的康熙御碑横额上镌刻着“河山统一”四个大字，从这块碑前走过的不仅是千军万马，更多时间走过的是两岸的普通各族居民和行进在川藏

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河山统一不仅依靠血与火的捍卫，更需要和平时期的维护。自沪定桥建成后，更多的大、小桥梁和公路穿越大渡河谷，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员和平往来、交流、杂处，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可能会遇见几个民族的乘客，彼此热情地打招呼、交谈，两岸的各民族在经历了千年的战争与和平后，终于成为了有机的统一体，大渡河已不再成为天堑。

　　(作者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