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的一份揭底报告

　　董志强

　　弗里德曼对该书的评价是：“施蒂格勒回忆录是瑰宝。无论从文风、内容，还是重要性上，都精确地反映了他个性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卓越贡献。”

　　“大多数学者都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也不例外。我既没有领导或参加过骑兵团，也没有抢过银行，更没有教唆过市长甚至总统去干蠢事。”这样幽默俏皮的话语，正是施蒂格勒(G.J.Stigler)的风格。它出现在《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的开篇。

　　幽默的人总是令人喜欢的。好几年前阅读施蒂格勒的《知识分子与市场》，就深为其文采折服。即使是翻译成中文，语言打上折扣之后，也佩服得紧。施蒂格勒相信“幽默中有真理”，也常常希望“运用欢笑的武器”来打动读者和听众，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种幽默轻松的风格贯穿他的人生，甚至被注入到学术领域———

　　他创办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就曾专设“Miscellany(杂记)”栏目，时不时发些用经济学包装起来的搞笑幽默文章。张五常的《费雪与红卫兵》就发在这个栏目，本是一篇幽默之作，却被国内一些研究者当了真，当作学术论文来正儿八经地“研究”；当然，这是题外话，且按下不表。

　　对于一个学术上的大师来说，对其幽默风格喋喋不休，对其学术成就避而不谈，显然就如同对一个漂亮的女士不断夸她着装有品位却对其本人容貌不加置评一样，都是有些令人不爽的。所以应当强调，施蒂格勒的学术成就，是足以将其推进伟大经济学家行列的。我所说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曾作为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先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度)，而是在于其经济思想。虽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每个人，都为经济分析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思想有高下。施蒂格勒是属于思想家；有一些得奖者，只是经济工程学家。

　　施蒂格勒自己显然也更看重其一生沉迷其中的学术。许多人的回忆录，都杂七杂八地罗列着自己从出生到年老的各种生活与事迹。施蒂格勒的《回忆录》中，却只有短短几页交代了出生、成长、求学，然后几乎所有的篇幅都记载着与学术相关的生活、交往和思考，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和学术思想跃然纸上。与其说这是一部回忆录，不如说是一本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普及读物。

　　我当然难以对这样一个大师的全书内容做出既简洁又准确的评介。那应该是有兴趣的读者自己该做的事。我只能选择自以为重要的内容。在国内，这些年来一直有呼吁反垄断的声音。垄断真的那么可怕吗？施蒂格勒讲述了美国1940和1950年代中，经济学家对于垄断的恐惧。比今日中国对垄断的担忧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施蒂格勒本人在一开始也相信了需要反对垄断，还在钢铁行业垄断问题调查听证会上作了证词。但是过了10年，他对垄断的恐惧减小了，因为他发现许多关于行业集中和垄断的看法实际上只是建立在舆论而非切实证据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市场本身有许多反对垄断的力量。即使一个市场只有一家企业，潜在的进入者也可构成对垄断者的竞争威胁。而反垄断法案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倒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今，显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不再那么恐惧垄断了。

　　管制也是经济中的大问题。在国内经济改革进程中，管制的改革也是引人瞩目。中国的人民习惯于将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府来解决。美国人民也一样———人民都指望着政府扮演“救世主”。许多的经济学家也往往致力于向政府提出建议，指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对于解释政府的行为、探寻政府某一特定政策背后的推动力之类的截然不同而又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在施蒂格勒的时代少有人问津。从直感上说，公共政策确有可能是由社会某些特定团体为其自身利益而度身定做的。但大胆的假设需要仔细的验证。为此，施蒂格勒做了好几项关于规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刺激了后来一系列相同领域实证研究的兴起。而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明确告诉我们，政治影响力强的团体往往能有效利用国家政治程序来增进自身的利益；政策最终总是倾向于牺牲政治势力弱的团体的利益，来帮助政治势力强的团体。经济管制政策，大多也并没有什么好效果；而旷日持久的垄断，往往是管制政策的结果。

　　施蒂格勒《回忆录》的笔墨也不限于自己，其中诸多的篇章和段落涉及到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雅各布·维纳、阿瑟·伯恩斯、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若要说这本回忆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的一份揭底报告，那也不是不可以的。本书秉承芝加哥学派的精神宗旨：现代价格理论是解释经济行为的强有力的工具，而不是仅仅用来展示个人聪明才智的花拳绣腿。他们坚决地认为：追求效率是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本质；要消除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是不可能的；应当从经济动因来理解政府管制的原因和效果。这些认识，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芝加哥学派可以独步经济学江湖的秘籍。

　　如果还要介绍点什么，我想不能落下施蒂格勒对经济学家的职业本身以及学术自由和责任的看法。这都是回忆录中专门论述的篇章，对于今日中国的学术界恐怕也有意义。在施蒂格勒看来，经济学家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等方面，他们和普通人相差无几。我们也不必要求大众对经济学家有特别的喜爱。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受过经济学训练、在思维方式上与其他人稍有不同而已。但是作为学者，还是应该少掺和些公共事务，尤其是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这样，经济学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是可以提高的。不过，现在各个领域、各种事务中似乎都充满了口不择言的经济学家的发言。而对于这一点，施蒂格勒一样感到无奈。毕竟，没人有权利剥夺学者就自己不熟悉领域发言的权利。而不负责任的发言常常会产生误导。对此也许只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自律和担当起一个学者的责任。

　　在行文要结束的时候，我还向大家说明，这本回忆录的内容远比上述介绍丰富。喜欢传记的读者可以读到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是如何炼成的；而经济学的学子也可以从中找到是否应该花精力阅读早期经典著作的答案；经济实践工作者可从中理解到自由经济学的本意；而学者也可获得学术道德和信仰的讨论；经济学的门外汉可以明白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并见识经济解释的强大威力；当然，一些经济学的附庸风雅者还可以记住一连串大师的名字以供谈资。弗里德曼对该书的评价是：“施蒂格勒回忆录是瑰宝。无论从文风、内容，还是重要性上，都精确地反映了他个性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卓越贡献。”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