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何以在索赔上玩蹦极

　　十年砍柴

　　富士康索赔3000万的名誉权案被报道后刚两天，原告将诉讼标的降为1元，两位记者被冻结的私人财产亦将解冻。3000万:1，悬殊何其之大，难怪网上有人称之为“蹦极”。富士康何以转变如此之快？不得而知。但这个看上去有些滑稽的“蹦极”，至少能证明富士康当初的决策有失误。

　　在当初兴起这场诉讼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富士康的算计应当是很精确的，决策层也熟悉中国的国情。如大陆记者的经济状况和职业压力，媒体和官方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对投资者的关照，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亲密关系，等等。但他们不具备观察中国问题的大视野，因此在更高的层面失算了:他们没有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政治价值予以足够评估。

　　如果真如富士康自己宣称的那样，兴讼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事情的真相，那么最切合实际的诉讼要求是报社道歉，索赔一个公众心理可以承受的数目。如此诉讼只是一条小小的新闻，能控制在富士康所称的“只是一个法律事件”的层面。但富士康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想赢一场普通的名誉权官司，而是以雷霆万钧的力量给记者一击。如此让公众解读为对整个舆论监督的警告和傲慢，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以一种公众心理普遍能接受的方式兴讼，公众可能会就报道是否有不严谨的地方，富士康劳工权益的保护情况究竟如何等问题进行理性讨论，如此更有利于富士康真正的

维权。而直接向记者索赔3000万，并冻结财产，几乎把人逼到光脚的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索赔20万元可能让翁、王二人担忧，索赔3000万只能凸显两位记者悲壮的气概。既然富士康的诉讼希望通过打击两位小记者来吓住整个新闻界，那么不管声明如何说仅仅只是一个法律事件，没有哪个傻子会真的相信，当然会引起全社会多个阶层的关注和反弹。

　　鸿海两年前用同样的手法，尽管没有打垮台湾《工商时报》的记者旷文琪，但最终双方妥协了，鸿海并没有因此损失什么。要知道，台湾的社会状况和大陆不完全一样，鸿海诉旷文琪尽管也可能被人看成利用法律规则来打压弱者，但在公众眼中，并不会被捆绑更多的其他情绪，所以声援旷的主要是物伤其类的同行。

　　可这是在大陆，富士康此举几乎是《英雄儿女》中那位高喊“向我开炮”的勇士一样，把炮火吸引到自己身上。大陆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群体都有自己强烈的诉求，各类社会矛盾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主流中时隐时现。富士康天价索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具标本意义:一个台湾巨富属下的公司被媒体描绘为“血汗工厂”，他通过自己投资所在地的法院冻结记者财产。这个事件便承载了太多的社会热点问题:贫富悬殊、底层生存权利、新闻的空间、司法公正。哪个问题不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个新闻刚爆出来后，从充斥网上的种种议论分析，有以此来论证大陆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环境，有以此来关注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有呼吁关注中国底层劳工生存状况……如此，富士康通过一件本来很普通的名誉权官司，自愿当了社会种种情绪的发泄口。问题大到这个地步，两个小记者反而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问题一大，双方谁都不可控，包括富士康这样的大公司。

　　我们承认富士康这种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在社会和谐与稳定面前，GDP的贡献并不是最重要的。“晋商”的后代郭先生，应该多了解清代那些结交权贵而富可敌国的晋商们的结局。

　　富士康及时“蹦极”，说明再强悍骁勇的商界俊杰，也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能承受一切重量，包括看似无力的舆论。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