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化和贫困不一定仅发生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

　　★文/傅勇

　　经济学研究者薛兆丰最近可谓是怪论频发，大放厥词。他先是表达了对基尼系数的不屑，招来无数臭鸡蛋、烂番茄之后，又重整旗鼓，企图自圆其说。他的“新”观点是，不能把基尼系数作为推行他所谓的劫富济贫的依据。薛先生对数据分析的鄙视溢于言表。

　　其实，任何经济指标都像是一位美女，即便再美，也不可能从所有人那里得到满分。经济学家喜欢用人均GDP来谈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是，GDP指标反映的只是商品的堆积。从GDP上，你看不出这个国家的人是生活在青山绿水阳光灿烂中，还是在污浊的空气和垃圾推里挣扎。同样，一个人均GDP是1万美元的国家，可以是1个人拥有100万，其他99人不名一文，也可以是人人都有1万元。

　　显然GDP这个指标并不完美。可是，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恐怕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GDP不屑一顾、否认它的重要性(当然薛先生可能是一个例外)。基尼系数也是如此，有它能反映的信息，也有被它掩盖的重要方面。说基尼系数存在一个国际警戒线，并不是说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实际上，美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可是，基尼系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至少弥补了上述例子中被GDP指标所忽视的财富分配状况。

　　我知道，薛先生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纯粹的主流经济学一向认为绝对的平等导致绝对的贫困，福利主义害死人。可是，这可能仅仅是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参照系当成了真理本身。

　　我的一位从北欧福利国家典型性代表—芬兰回来的老师说，芬兰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举例来说，在芬兰，生了孩子的妈妈如果在家带孩子，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三年津贴。不过，芬兰的福利水平还不是最高的，据说瑞典比芬兰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高税收也是出了名的。

　　经济学教科书一再告诫人们，福利国家染上了不可救药的“福利病”。可是，看看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国家和城市的

竞争力排名吧。在2004-200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美国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瑞典、台湾、丹麦、挪威、新加坡、瑞士、日本和冰岛。排名前十位当中有5个是北欧国家，而且排名靠前，芬兰更是已经连续三年位居榜首。再来看同样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排名，2004年排在前5位的是新加坡、香港、奥斯陆、赫尔辛基和哥本哈根，其中有三个是北欧国家的首都！

　　我并不是要主张福利国家的政策应该立即普遍在中国实行，我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关于“公平与效率不能并进”这一经济学理论的反例。

　　在目前关于

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如何看待收入差距问题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只强调横向比较，忽视纵向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另一种则只强调纵向比较，认为大家生活普遍改善是事实，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足为信。应该说，看不到改革开放为经济带来的普遍性的福利改进，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然不对；不过，如果像薛先生认为的那样—从较长的时间来看，穷人的收入像小孩的体重一样自然而然地得到增长，收入差距会随之减小，这也乐观得有些让人担忧了。

　　实际上，收入分化和贫困不一定仅仅发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薛先生忽视的是经济发展中出现“丰裕中的贫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的可能性。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可以同时存在。相信基尼系数能反映一些情况的人，至少找到了中国出现这种可能性的一些证据。而薛先生除了朋友的故事和教科书信条外，还能提供些别的什么吗？

　　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一些生活贫困者，满腹经纶的学者和研究者们，是不是也存在另一种“贫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