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擎：靠什么来增强城市的安全感

　　肖擎

　　广州市公安局领导介绍，最近广州的社情民意调查表明，市民表示安全、比较安全或者一般还可以的比例达到了88%，公众安全感基本稳定呈上升趋势。“可以说，广州治安稳定，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城市。”(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安不安全，是一个人内心的临时感受，统计数据不可能对社会社会治安形势作出精确的判断。公安局的声明与人们的自我感受是不太一样的。仔细想一想，这个通报会距离广州打工女孩邓哲玉遭飞车抢夺致死案相隔一个多星期，邓哲玉的悲剧是广州治安现状的一次极端呈现，人们不仅同情邓哲玉，而且也对广州的社会现状难以乐观，88%的普及率到底是如何分布的我们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相信广州警方此举是希望通过正面引导以舒缓公众恐慌心理，维护广州的城市形象。

　　这样做的目的是善意的，本无可厚非，但是广州警方的做法还存在其他的问题。它一方面用事实说话，以证明广州并非治安混乱，广州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另一方面又要展示警方的成绩，一下子就把下一步将要花大力气进行的事宜交代的清清楚楚。如广州年内将再增200个便衣警察，全市再增加16万个摄像头，社区民警专职应对入室盗窃，等等。这么大的动作显示出内在的执法紧张，实在是很难让人感觉到安全。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城市安全感是靠警力塑造出来的，其实不然。警力是一种极其稳定的公共权力，而违法犯罪则集灵活性和隐蔽性与一体。通过增强警力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治违法犯罪，但是如果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扩散效应的社会活动，增强警力就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社会制度层面的许多问题诸如贫困、不平等、欺诈等因素可以成为催生违法犯罪的沃土，单纯地增强警力只会堵不胜堵。

　　治安环境不令人满意与一个城市复杂的人口构成有关。以广州为例，外来人群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是城市治安变坏的重要原因，外来人口没有办法与普通市民一起享受城市公共资源和服务，他们在城市当中没有能力获得归属感，他们是被城市忽视的边缘人。犯罪作为一种简单的牟利手段，被外来人口和底层劳动群作为牟利的手段，实际上是城市发展导致一部分人生存地位低下所致。社会治安从根本上讲是社会制度弊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违法动机所致。

　　城市的安全感是生活在城市的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体验，是精神状态长期保持平静、和谐、稳定的反映，它源于城市各个群体自觉不以违法犯罪手段伤害城市的文明心理，是城市认同感、归属感的产物，是利益共处机制去除掉互损因素之后的正常社会状态。城市的安全感不能仅由增强警力来体现，它更应该体现为制度跟进，减少各个群体在城市里生存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