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期间，引来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有的认为为了纠正当前严重倾斜的劳动关系，应当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则认为作为法律条文，这部法律提高了保护劳动者的标准，影响了劳资双方的平衡。究竟孰是谁非，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

　　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违法用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保护和福利很差，记者在前门那家小餐馆为员工提供的“宿舍”看到，十个女孩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地下室小屋里，即使是白天仍然很黑暗。这些来自他乡的年轻女孩每天早上九点出去，忙活一天后晚上十点多才回，回来后倒头就睡。在隔壁街面上摆摊的一位姓张的大爷说，“这里的餐馆经常换人，太累了，没有几个人受得住这种苦。”“一次性员工”的戏称中其实包含了打工者们太多的血汗和泪水。

　　而对于企业，说起劳动标准来其实也是满腹苦水，当企业遵守法律照章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时，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笔很惊人的数目。广东一家日资电子设备制造厂厂长告诉记者，他们全厂800多职工，只给一二十名管理人员买了社会保险。“如果给所有职工都买社会保险，我们的人工成本要增加60%左右。况且，在我们这样的制造企业中，普通工人中20%至30%的流动性是很正常的，合同常常是一纸空文。当企业处于活计少、收入低的淡季，很多打工仔抬腿就走，企业要是全部都给他们买社会保险的话肯定就没法运转了。再说，现在社会保险又不能异地带走，无法延续，工人因此积极性也不高，客观上也给社保的普及带来障碍。”据了解，目前中国参保企业所承担的

　　高昂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中国这个以劳动力价格低廉著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提高了产品成本，企业主们和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的是这将最终损害了企业竞争力和就业增长率。无形之中，这就把许多人挡在“守法”的门槛之外；再加上草案中对终止劳动合同提出了新的经济补偿标准，提高企业解雇成本，相当于给本来就偏高的管理标准进一步“加码”，其结果就是有可能使得更多人违法，而执法却更为困难。

　　高标准还是严执法？事实上，不管法律制定的标准有多高，如果把不能把执行力看作第一位，那么惯于不守法的企业仍旧可以绕开法律，制定再高的标准也没用，影响的只是原来就守法的那些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考虑的要素。

　　年初发生在法国的大规模骚乱正是对中国的警示。正如一些媒体的评论，法国的“症结”就在于国家福利政策显得过于“优越”。这种优越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财政负担惊人，经济增长远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就业情况也愈加恶化。

　　同样，比较美国与西欧的劳动关系法律也可以看出，美国更多地体现了“雇佣是企业的基本权利”这一观点。而西班牙、法国等则出现高技能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因为他们的法律过于保护在岗者，“困难解雇”的结果是对新加入的人造成了损害。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处于上升趋势，欧洲的则一直比较低，而到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则在下降，欧洲的反而上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在企业管理上才刚刚从计划经济“能进不能出”的僵化体制中“解套”，如果企业对绩效不好的员工不能调整岗位，工作安排须经过员工书面同意才能实施，那么绩效管理将很难发挥作用。在当今中国尚处于需要“充分就业”的现实国情中，只有把雇佣权利更多地放在企业一方，才能真正把“

　　本报记者:曹滢 实习生:徐建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