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抱怨采购价高却不敢同采购部门较真

　　在近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采购法》执法检查座谈会上，各部门负责人直指政府采购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政府采购价高于市场价成为一大焦点。耐人寻味的是，不满归不满，却没有采购人员站出来提供相关证据。

　　用政府采购来替代分散采购，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集中采购权于政府的某个部门，避免分散采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二是通过批量采购降低采购价格，节约政府财政资金。这一政策设计的假设是分散采购容易出现腐败问题，集中采购不易腐败；批量采购往往是批发价，而零散购买往往是零售价，批发价总是低于零售价。

　　但这仅仅是假设，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权力越集中越可能腐败。集中采购腐败的可能性不见得比零散采购小，而且由于权力集中，批量大，出大案要案的可能性更大。有些地方负责政府采购的人员一旦发案，往往受贿上千万，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另外，零散购买虽然往往是零售价，但由于市场的信息往往是分散的，分散的信息通过分散的追寻，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信息。集中采购由于批量大而在价格上可能有些优势，但在搜寻低价格信息方面并不存在优势。由于集中采购往往需要复杂的手续，不仅存在直接的行政成本，而且还有时间成本，行政成本一般不直接体现在价格上，一部分时间成本往往体现在使用者等待的机会成本，但一部分时间成本往往体现在价格上:在价格信息瞬息万变的今天，耽误一两个月，其价格很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因此，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分散购买的市场价格，在理论上并不令人惊奇。

　　不过奇怪的是，人们都这么说，而且也有证明，但具体较真的人却很少。实际上，《政府采购法》已经考虑到零买价可能会比集中采购价要低的可能性，所以规定，只要采购人能够提供材料，证明同一品牌的产品市场价格比采购价格还低，采购人在提出书面申请后，可以自行购买低价的商品。但说归说，很少有人应用这一条款去申请分散购买。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可能就是如有人所分析的那样，反正都是公家的钱，高价低价无所谓，如果要认认真真去比较、取证并提出申请获得批准，然后再去购买，不仅费力气，而且一旦出现产品质量等问题，还可能出现责任问题。另外，这样做无疑是与政府采购部门直接叫板，这在缺乏协调矛盾机制的政府体制内，肯定是自找麻烦。

　　出现这种情况，往往与中国人特有的面子观有关系。一般来说，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中国人谈问题，往往不会谈到具体的人和事，以免得罪人。谈到某方面的问题，一般都会把在座的排除在外，以免会得罪人。另外，在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处于利害关系的有求方，即使对被求方有什么意见，往往也不敢直接说。使用采购物品的部门与政府采购部门的关系，实际上是前者求后者的关系。在这样的格局下，前者得罪后者，往往要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本来就是公家的钱，得罪后者也犯不着。

　　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提高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包括使用者分散采购的透明度。改善政府采购技术，让更多的商家能够参与进来，货比三家，得到

性价比最优的选择。改善采购程序，节约采购时间和行政成本。改善权力的集中和分散的选择机制，解决权力绝对集中绝对腐败的问题。畅通信息传导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信息搜寻成本过高而导致的不畅问题。增加物品购买部门的选择。对于价格变化迅速、产品功能多样化、升级换代很快等商品，购买部门可以自行选择，只要给采购部门备案以供监督就可以。改善权力不对称性，一旦发现有异议，政府采购部门必须主动澄清问题，提供相关的信息，而不是要求异议者来提供足够的证据。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因为

人大代表往往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解决因利害关系而不敢较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