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建筑的公共任务

　　在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公共建筑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宣扬政府的高大威猛每一项公共建设都是一次运用公共资源改善城市综合条件的机会，故也是公共建筑的任务

　　陈冠中/文

　　公共建筑属于公共财产(publicgood)的一类，涉及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运用，故此要接受公共质询与问责。

　　在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公共建筑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宣扬政府的高大威猛。

    公共设施应均衡分布

　　有些“公共利益设施”(p u b l i c -b e n e fi t fa c i l i ti e s)如机场、会议中心、体育场或博物馆是全城市共享的，故可以多带景观考虑。不过在香港这一个不乏标志性建筑物的城市，我们其实没有迫切的需要去建更多庞大或炫耀性的公共建筑物来作为全港性的地标。

　　大部分的公共建筑都应是分散在各社区内的。大部分现代公共行政与服务都没有必要汇集在一个地点。

　　分散的公共建筑却可以是一个街区的地标，除了完善功能性目的外，还可以为社区增添亲切、实用的公共空间。根据“新市区主义”(N ew U rbanism)的说法，公共建筑基本守则包括不要破坏现存社区；不要远离民居和公共交通点；不要放弃有历史的旧楼；不要把密封的墙壁面向马路做成街道的沉闷地段；不要在建筑物前弄一块停车场或中看不中用的景观；不要将政府功能过度集中在一幢建筑物内，因为同样一笔政府投资如果分散，就可以造福不同的街区。

　　换句话说，公共建筑可以为城市各街区的“地方营造”(place-making)做出附加贡献：要与区里现有建筑物在功能和美感上有所联动，而不要只顾自己精彩；要让使用者容易理解与感到亲和，而不是迷惘甚至畏惧；要节能、便民、符合人的尺度(humanscale)，而不要大而无当。

　　不管是旧城区、新城区或新市镇，让居民有亲切归属感的“地方营造”都应是建筑师与

　　现代城市的先驱设计师华格纳(O t t o W a g n e r)在1 9 世纪末已主张城市里的每一幢建筑物必须跟它邻近街区的建筑物在风格上有所联动。他要求学生在设计一幢建筑物时，同时绘划出所处街区的整体布局，并且要照顾行人走过建筑物时的体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要求，其实有助于新一代建筑师注意到城市内建筑物与环境的联动性，而不是只考虑建筑物本身，以满足发展商的利益极大化或设计者的自我炫耀。

    公共住宅理应受到重视

　　华格纳与另一位同期设计师西提(C a m illo S itte)皆强调先细心研究城市的肌理才做出建筑物的增添。二人学理取向各异，但都主张“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影响所及，后来直接、间接缔造了伟大的欧洲城市——维也纳与

　　这两座城市也都有先进的公屋经验。

　　我们讨论香港公共建筑的时候，不要因为政府部门的分工而漏掉公屋。公屋是指政府提供的民居和各种附属设施，是公共建筑的一大宗，更是最贴近民生、最常有争议性的公共建设。

　　上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政府公屋建设，大概是现代城市的首个大规模公屋计划，住进了十分一的城市人口。有意思的是维也纳的公屋是分布在私人住宅区内的(不像后来很多政府把公屋聚集到城市边陲地区)，每个设计格局都不一样，但每一个项目都接近公共交通点，并附有诊所、图书馆、育儿园、游乐场、零售商店、公共绿地以及小剧场。这些公屋建筑，在体积上只是稍大于邻近民居，而风格与门面设计既有所创新，也保持与邻近建筑物的整体连贯，不像后来其他城市的公屋设计往往让人一眼就可以感到单调廉价。维也纳公屋既做到在保持街区风格的连贯性之外增添城市多元风采，亦完成了不让公屋居民因居所被贴卷标而加深歧视的社会融合目的，以当时第一次

　　阿姆斯特丹在1957年成立的公屋机构——城市复修公司(S t a d s h e r s t e l)更成了全世界的老师。它找出旧城区的普通居民楼，加以精心复修和配上现代的室内装备，以作为低收入市民的公屋(优先权给原来居民)，做到同时提供公屋、保育旧建筑物、提升城区整体价值和维持社区原本阶层组合的多重目的。它信誉卓著到了一个程度，每次只要 Stadsherstel 的招牌一竖，说要复修某一幢居民楼，该楼附近的业主就知道只要他们也加紧修缮，该区的物业价值都会上升，可以说是以公共资源诱发市场力量去激活一个街区的更新。

　　维也纳与阿姆斯特丹的经验不可能照搬，但却很有启发性。在最好的情况下，愿意花心思的公共建筑决策者和设计者可以照顾功能、适用度、效率、经济效益，同时实现社会公正、环保与社群融合，提供出色设计，并从而成就一个宜居而有格调的城市。

　　不论是公屋、政府办事处、邮局、公园、室内菜市场以至一条行人天桥，每一项公共建设都是一次运用公共资源改善城市综合条件的机会，故也是公共建筑的任务。(作者系香港知名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