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不是奶牛

　　厦门大学教授 胡培兆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这个论断是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既然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就要注意到，各国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各个时代也是不同的。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同文明时代的蒸汽机、纺织机不可比；英国有铁路、银行、票据投机、交易所破产，火地岛的居民却没有达到这样的发达程度。“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的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表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无差别地通用于全世界，只会葬送这门科学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这个论断，而且在自己的著作里始终贯彻了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把一切经济范畴都视作历史范畴，只体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虽然对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他们都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杜林就把他自己的经济学归结为终极真理。凯恩斯身上也有杜林这种基因遗传，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一章《正名》中说，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学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况，在正常的一般情况下应用起来就会非常糟糕，因为理论与事实不符；只有这部书是适用资本主义一切情况的，所以叫“通论”，“着重在通字”。他还特意在“通”字下面加个重点号。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见解。凯恩斯虽然有重大理论贡献，但自以为“通论”就是古往今来的“终极真理”，未免有点像杜林一样狂妄。试想，在亚当·斯密时代，不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实行凯恩斯的国家主义政策，资本主义能自由发展起来吗？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战后起过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可在20世纪70年代它却出现了失灵，需要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修正和发展，哪能自己说“通”就真的能“通”到底呢？历史表明，任何经济理论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制约，因而就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的理论发展和更替。

　　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所以后人就要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以往的学说，不能不加思考地照搬照抄，用以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的奶牛。他批评当时的德国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前，“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少”；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过是抄袭或编纂外国人的理论而已，没有认真的研究和自己的创见。因此，他郑重地提醒人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我国今天的情况与那时的德国相比，当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经济学领域，有许多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奋勇攀登的人，他们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但是，也有一些人把本本上的政治经济学、把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当作“供给牛奶的奶牛”，只停留在教条式的理解上，习惯于简单地套用。显然，这是有碍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的。

　　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给了我们许多新灵感、新思路。面对时代变化和实践需要，我们应当不避艰险、勇于探索，努力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不能再一味地坐享其成、无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