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极端的通货膨胀

　　如果没有持续的货币创造，极端的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这一论断已没有什么争议。的确，由持有货币的过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速度的上升——货币的外逃——是通货膨胀过程的一部分。但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根源始终存在，正如弗里德曼长期以来所声称的，极端的货币创造接下来就与预算赤字的资金筹措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任何高于40%的通货膨胀率(每年)都对增长有害，那么，极端的通货膨胀——每个月上涨20%、30%或40%——肯定会造成重大损失。毫无疑问，货币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去稳定，二是如何去稳定。有一个学派声称，等待是一个好主意：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越是达到极端，公众迷失方向就会越严重。最后，公众将会支持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去制止通货膨胀。过早开始行动意味着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并且失去可信度。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几乎在任何地方，稳定都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一夜之间一揽子解决了所有问题的决定性方案形成的。相反，稳定是一个持久的探索过程，它要探索公共部门为减少赤字、增进竞争和加强责任所要做的数不清的事情。刚开始时，这些措施中哪一项都做得不够。但是，回顾一下一个成功的稳定措施，它始终揭示了这样一点，即人们为稳定经济作出的长期努力最终汇集起来，就能够达到足够的程度。而等待只会对经济的免疫系统和社会结构造成破坏。这些破坏很难恢复49。这就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形。这也许也是今天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情况。有时，破坏现存的社会结构也许是合乎理想的，但是，这肯定超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议程，并且在实现最佳稳定的过程中，它肯定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止极端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必须进行制度变革。这一术语在文献中被滥用了，但是，在这一场合，它是合适的和决定性的。财政制度必须变革，这样，预算就无须再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了。但始终不变的是，那就意味着要平衡预算；如果能从资本市场取得貌似可靠的融资，也许这一目标不够雄心勃勃。中央银行无论如何必须摆脱印刷钞票、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业务。并且，上述做法需要加以制度化，而不仅仅只是承诺。这些制度早已被废除，并且需要某种更好的东西来显示新的制度。以下是与制度安排有关的要点：货币管理当局、宪法修正案，等等。

　　在极端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的经济会自然而然地采用美元。如果允许有美元存款，美元存款就成为通行的做法；如果不允许美元存款，那么，以现钞的形式持有美元和通过资本外逃取得境外美元存款将取代本地货币存款的作用。这个过程可以被任何高通货膨胀国家所证明。这种对本国的货币几乎实行全盘非货币化和相应的美元化的做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美元化了，走到那一步也只是迈了一小步而已。它只不过相当于承认每个人早已上了船，只有政府还没有上船。就制度变革而言，没有比跨出这额外的一步更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了。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非货币化的经济中恢复金本位制的真实情况，也是今天从阿根廷到俄罗斯发生的真实情况。

　　当外汇已成为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手段时，可以用三种方式利用这一工具。最少采取的且最不确定的措施是将本国已稳定的货币钉住美元或本地区第二稳定的货币。50作为开端，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它不能持久地作为可依赖的靠山，它会将制度变革的大部分负担转嫁给货币供给过程和政府预算。既然没有什么制度化的变革发生，就可能很容易重新陷入旧的通货膨胀模式。

　　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是转向一种货币管理制度，正如阿根廷所实施的那样：对中央银行业务的规则以引人注目的、不可逆转的方式进行改革；将货币创造与外汇的流入和流出绑在一起；明确划分中央银行和

财政部金库的职责。的确，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逆转，但只可能根据国会的法令，这意味着甚至在国会辩论进行之前金融就崩溃了。但是，国会可能会展开一场关于软化体制作用的辩论，并且对高估币值的做法存在潜在的担忧。这就导致主张一种更加强硬的制度——走向公开地、完全地依靠美元。

　　即使采用这种制度，也有两种实现方法：完全美元化，绝对没有本国的货币创造——绝对禁用本国货币——或者给本国的小面额货币留有一席之地(在硬币和纸币上印上本国的英雄人物)。为本国货币留有一席之地的做法是很有诱惑力的，但也应该再想一想：谁想成为这种把自己的肖像留在一张贬值的货币上的英雄人物？历史书肯定是一个比货币更合适的地方。

　　有两点理由强化了这一观点，即完全美元化是货币管理当局欢迎的一种方法。首先，只要存在某些本币，与强硬政策和贬值的逆转有关的残存的不确定性就始终存在。例如，这在阿根廷就很明显，该国货币当局在经过4年的改革之后，在同一金融机构中，相同到期日的比索存款和美元存款之间仍然存在着利差。这一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国外，人们对“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制度变革的信任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其次，一则来自20世纪20年代波兰的趣闻轶事证明了这一点：糟糕的公共财政总是从印钞票上找出路。曾经有人(埃德温·凯默勒，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医生)建立了一个完全采用金本位制的、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但是，他把铸币的工作留给了财政部。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财政部不断生产出来的铸币导致了更加猛烈的通货膨胀。当然，51它不可能走得太远。因为硬币较难生产，并且质地比较笨重。这肯定是历史上最独特的通货膨胀插曲之一。

　　基本的推断是，那些明显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其货币的国家，它们的货币制度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它们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将不得不依靠美元和德国马克。它们的历史表明，持有一个国家的本币对其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构成了威胁，并且给了我们一个需要摆脱的教训。有关征收铸币税的论点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国家试图征收占国内生产总值1%的税收时，就要付出牺牲2%、3%或者更高百分比的增长的代价。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比较合意。为什么像匈牙利或波兰这样的国家要加强它的本币，并且以眼前高估的币值去进行极不可靠的消除通货膨胀的努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不顾一切地试图联合起来，认为一种欧洲范围的货币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稳定感和更好的经济绩效。东欧的软货币国家将处在最前沿，因为它们比其他国家更需要额外的稳定。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常规，建议采用美元、德国马克或欧元作为从恶性通货膨胀走向稳定的行动的一部分。

　　在那些货币已被尽可能彻底地贬值的国家中经常听到反对这一策略的政治论点。不言而喻，本币就像国旗。这些国家的人们在按照他们对待本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旗之前，肯定会三思而后行。

　　货币安排只是成功行动的一部分。至少同财政方面的变动一样重要。要使政府稳定，就需要平衡预算，一点都含糊不得。并且还必须以持久的、有效率的方式去实现。紧急征税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一种糟糕的方式。调整政府支出、实行私有化和堵塞漏洞必须占到其行动的90%。

　　政府的浪费越多，强硬的财政净化行动的范围就越大，从而对货币稳定性的支持就越有力——政府没有破产，它只是被错误地管理了。采纳货币制度或美元的意愿越强烈，产生结构重组的基础就越牢固。

　　摧毁一种货52币并不容易。它需要花数年的时间和数年仔细的工作。毫不奇怪，重新恢复货币的稳定性并不是一两年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要花10年或更长的时间。那些曾经从头至尾经历过货币制度的破坏然后重建这一过程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对捍卫新货币稳定性的制度和有可能以不管多么微妙的方式重现它们的不幸经历的任何妥协极度敏感。它们恰好是不可以妥协的。

　　(摘自《通向繁荣之路》 梁晶工作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