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顶了文化的肺

　　徐迅雷

　　投资300万，票房已超过1400万，《疯狂的石头》成为最赚钱国产影片之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以小搏大的一个经典案例。”(7月26日《北京青年报》)“《疯狂的石头》为何疯狂？”央视《经济半小时》的发问，为一部电影提出一个难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密码。《大话西游》已经远去，《手机》已经逝去，《天下无贼》已经过去，《疯狂的石头》疯狂地来了。正如《疯狂的石头》主演郭涛所说的，这些喜爱《疯狂的石头》的朋友成了“疯迷”。要破解这块“疯狂石头”的文化密码并不容易，有一把解码的钥匙状如问号，所问问题很简单：电影为谁而拍？

　　大俗大雅是一种很高的文化境界、艺术境界。好的电影之一，它一定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拍的，它的故事性很强，它的现实性很强，它的可看性很强，在大俗大雅中，它做到了雅俗共赏。《疯狂的石头》就是这样，它不需要什么大投入，不需要什么大制作，在“横空出世”的幽默中，在“交叉倒叙”的故事里，成功二字原来就这么简单。

　　不经意间，这个世界掀起了“顶你个肺”的声浪。在这样的声浪里，《疯狂的石头》不仅“顶”了电影的“肺”、而且“顶”了文化的“肺”、“顶”了艺术的“肺”。一些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电影为什么弄出来的东东是“无聊极了”的玩意？因为它是奔着获奖去的，因为它是奔着票房去的，想什么往往反而得不到什么，看看今天《疯狂的石头》如此“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些捣腾所谓大片的人，不是肺被别人“顶”炸，而是肺给自己“气”破。

　　上世纪末，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3位华人名导都曾横扫欧洲影坛；但时光流淌到现在，只剩李安笑傲江湖，视奥斯卡、金球奖若囊中探物，高手之间的无声较量，比的就是骨子里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底蕴。当然，李安是“大雅大俗”，从雅入俗；而今天这个《疯狂的石头》则是“大俗大雅”，从俗入雅。两者最终归于“好看”二字，这就是殊途同归。而那些奔奥斯卡、柏林、东京、戛纳获奖去的“无聊极了”的电影，显然与此无关。

　　许多文化作品失去生命力，都是两头皆错：出发点错了，终极目的也错了。很不幸，在文化的制度设计上，则是“顺应”其错，用“大奖”作为指挥棒来指挥文化艺术创作，这已然成为一个越演越烈的做法：如今五花八门的各种文化艺术大奖实在是太多了，有民间的，有群众团体的，有官方的，有半官方的，实在让人眼花缭乱、缭乱眼花。大奖的交叉重叠、过多过滥，被人称为繁荣文艺创作的“温柔杀手”，在漫天飞舞的奖杯、奖金中，不仅导致了艺术生产“虚伪的繁荣昌盛”，而且还分娩了艺术创作“虚妄的价值取向”。似乎大奖之下必有勇夫，弄什么“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就能出“精品”，而结果是什么呢？许多文化艺术作品风光获奖之日，就是寿终正寝之时。得奖了，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刀枪入库、束之高阁了。

　　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所以，任何一位好的创作者，他的心里都不仅仅装着自己的作品，还要装着别人——广大的受众。接受美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没有观众，就没有电影、没有戏剧、没有演出、没有艺术。那么，文化作品究竟是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政府，究竟是面向群众，还是面向大奖，这是一个不能不好好思考的问题。弄不明白“电影为谁而拍”之类的简单问题，那你必然会迎来“丧钟为谁而鸣”那样的尴尬难题。

　　哲学大家任继愈曾说：“中华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屹立不倒，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考虑一下找找自己的位置，自己在什么地方。”受众是谁弄不明白，自己是谁也弄不明白，那么创作者就像《疯狂的石头》中那些大盗们对付那块翡翠，始终搞不明白真真假假，或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或是真作假时假亦真——可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