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压下什么样的投资

　　张军

　　在出差途中看到一组数据，让我想起了一个数据以外的不小的问题。这个数据说，中国31个省为“十一五”规划的GDP增长率的均值都在10%以上；333个地级市规划的GDP增长率在11%以上，而2862个县则在12%以上。我不能肯定这些数据的来路和真实性，但是这些数字与我在一些相对落后地区的见闻多少还是能够吻合的。在江苏的一个落后地区，政府在年初就已经把“招商引资”的目标分解到公务员的头上而实行有偿“承包”了。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地方政府那里其实并不鲜见，更何况那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呢？

　　但是在北京，中央政府确有一个想像得比较和谐的经济前景：增长不能太快，政府要在国民收入中考虑更多的再分配，尤其是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比重要尽快提高，让农民和城市普通百姓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这样的想法写进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只是从这一次开始，“计划”被改成“规划”了。全国人大在今年3月批准的中国“十一五”规划中说，2010年中国的GDP要比2005年翻一番，GDP增长率平均保持为7.5%左右。这个目标数字的含义是清楚的：把过高的GDP的增长率降下来，也就是把投资占GDP的份额从现在的50%的高位显著下降，把剩下来的GDP消费掉。在经济学家曾经做过的增长核算中发现，过去10年，资本形成这一项大概为中国平均9.5%的GDP增长率贡献了6-7个点。因此，匡算一下就马上明白，如果GDP的增长率要下调2个点的话，名义的投资率需要回落到35%以下。这个数字大概与我们10年前的水平接近。而这意味着消费率要提升到六成。

　　现在，“规划”取代“计划”的意义被解释得已经淋漓尽致了，但问题是，我们到底对“十一五”规划的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好地执行呢？我想，在经济学家里面，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肯定回答，倒反而有很多怀疑的理由。年初的时候，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会长房维中先生在《中国经济报告》中发表长文，直言我们的“九五”和“十五”的计划基本落了空，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完全脱离了计划的目标和轨道。这个判断是对的，因为正是在这个十年，中国的增长动力完全变成“自下而上”的了。房先生还写文章呼吁，我们现在的地方规划要向全国规划看齐。

　　要看齐，就是要压投资了。如果要这么大地压下投资率，该从何处下手？我前不久浏览了一下信息产业部、铁道部、农业部、科技部等一些部委的网站，很快发现，“十一五”期间它们计划在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规模非常之大，令人振奋。仅新建铁路就达1.98万公里，建设的投资规模为1.2万亿；新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新增加县乡公路38多万公里。这样的投资没有理由要压缩下来，尤其是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物质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重要。事实上，那些对平衡地区发展水平和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的基本建设投资都是要“保”的，而不是要“压”的。相对而言，产能长期过剩的消费品制造业领域，企业家也不会愿意过度投资，而各地都在嚷嚷着的所谓“新型制造业”，或者“先进制造装备业”很有可能成为下一轮“招商引资”和地方政府大力投资的热点。而且，这些项目都是高度资本密集的，投资规模将会非常大。除此之外，就只有房地产投资需要严格控制了。的确，现在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在名义值上已经占到很多城市经济固定资本投资的四成甚至更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贯彻7.5%的增长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数来数去好像也就是要盯住城市房地产投资这一块了。

　　我认为，虽然从金融上说，政府需要一直高度关注和监管着城市房地产投资的繁荣，并且的确需要这么做，但是政府更需要着手建立住房保障系统来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理性繁荣。而真正可怕的是，那个被人为地捏造出来的所谓“先进制造业”，而不是城市

房地产业的投资。理由是，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证实，中国在过去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以就业弹性来衡量)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的过度深化，也即，所投资的项目的资本含量越来越密集(也可以说项目越来越先进)，对劳动的替代现象越来越明显。其结果是，由于投资项目的资本含量越来越密集，投资越来越难挣钱，结果使得地方政府就越来越去推动资本更密集的投资项目，投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因为政府总是觉得投资不挣钱的原因是项目的落后，而先进的项目才能挣钱。这个逻辑演变到今天，就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先进制造业”。

　　我们总是以为先进的东西才真是好东西，才是能挣钱的东西。但这不是普遍的真理。经济学给出的道理是，给定中国的条件，越投资资本密集的项目，投资的风险和亏损的概率越大。这是提醒我们，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了，而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了。因此我们应该增加更多的使用劳动力的投资项目。很多经济学家站出来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逻辑的错误：投资的增长不能拉动就业的更快的增长，经济增长就会越来越朝沿海集中，地区的差距依然会扩大。但地方政府的官员并不愿意理会这个事实，因为他们管着投资审批，并且投资的规模影响着他们的仕途。我想，如果在金融、土地和市场准入方面上没有歧视和限制的话，大量的企业家是知道什么样的投资能挣钱的。但是因为地方政府在资金和土地上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做出并执行错误的投资决策。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县乡级的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威力不如从前，固定资产投资上也多依赖私人投资，财政支出上受财力约束过大，人头消费掉的太多，但公共品的供给不足。而省市级的政府，财力雄厚，控制的资源也更多，但属于最终消费的部分太少，大部分都花在了投资性的支出项目上去了。有研究估计，去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大约21%，而支出在教育、公共卫生和政府行政开支的费用只占GDP的13%左右，剩余的收入都花在了投资性的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

　　要做到“十一五”的规划目标，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就必须被压下来，而将财政支出更多地放在最终消费项目(包括政府公共品的提供、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上。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啊！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基础设施也非常落后，还是需要经济发展和快速增长。目前我们虽然需要保障地方上的公共品和社会福利的不断增长，但更重要的依然是就业创造。如果没有就业创造，大量的落后地区的人口就难以从根本上富裕起来。因此，保持相对快速的投资增长仍然是需要的，只是更多的投资份额真正要由市场投资者和企业家来决定，并在体制上保障投资流入到更需要就业创造的地方。正如陈志武君所证实的那样，在过去的十年，我们没有解决这个体制问题，反而更扭曲了它，这样，问题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么难，煞费苦心，但张五常先生最近抛一高招：中国要重新鼓励和发展乡镇企业如何？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