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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2日3版：
以政府转型破解收入分配不公
有数据显示，如果考虑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别，城乡收入差距会从3.3比1上升到5到6比1。关于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严重不足的问题，中改院刚举行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与政府转型
研讨会上，海口市长“委屈”地说：“光责怪地方政府是不公平的！”在目前的体制之下，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冲动难以遏止：财权事权不相称为其提供了动力、政府对土地等生产要素具备强大的制度性支配力为其提供了可能，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乃至升降去留与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没有直接关联，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转型”的软约束困境。
在报道中，迟福林先生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政府转型的临界点。”问题就在于，即使到了临界点，政府也不一定会自然转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政府之所以能够比较准确地给自己定位，提供公正有效的市场规则，让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取得合理的收入并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救济，并不一定是出于政府的正义感或者智慧，而是在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下达到的社会均衡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合理而规范的利益博弈机制，政府也可能成为利益一方，没有足够的动力为“公共服务”这种“无(眼前)利可图”的事情尽心尽力。
如此，则政府转型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要让公共服务需求方拥有对公共服务提供方的话语权。困难就在于，这个话语权的争取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性的博弈。(代忘/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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