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信仰考试

　　教育是要改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还是仅仅改变个人的命运，却有很大的差别

　　李国卿 文

　　六月是高考的时节。一时间，关于考试的新闻充斥了各色媒体。提前在考场附近订酒店的父母、护送迟到学生到考场的交警、考场附近地区一切在建工程停止以及高考包机等等 ，年年的新闻内容都和考试一样重复而又不可或缺。

　　我上学那会儿考期还在七月，再早流行过一个作家的报告文学，叫《黑色的七月》，说的就是高考。进入影像时代，今年我们看到了中央台与南方日报集团合作拍的一个纪录片，内容是福建一个高中毕业班的学习与生活。标题比起十几年前的平面作品显然低调了许多，就叫个《高三》。虽然中间隔了一个年代，这两部作品对于现实的记录其实并没多少改变。《黑色的七月》从题目就能看出作者还有一点批判现实的想法，不过批完了，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新办法。《高三》的作者却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记录片只管记录。它在中央台首发的栏目名称叫作《见证》，也是标准的任人评说的架势。想来这些年的时光也没有空过，人们终于谨慎地认识到，要想给这种考试制度下一个简单明了的评判，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民工与总工

　　曾经有一家网站把两张人物照片并排放在一起请大家讨论。一张是北京建筑工地上的四川籍民工，一张是某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现场的北京籍总工程师。图片的介绍说，这两个同岁的人，当年同届高中毕业，民工的高考成绩比总工还要高100多分。

　　很多人由此而指责高考录取分数这种区域性差异的“无耻”，但这件事最触动我的还是高考结果对于个人命运的支配性影响。很多人都同意这种说法：高考其实并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短缺资源的配置手段。高考所要考察的科目内容不尽合理、命题思路流于病态的刁钻，这些广受批评的做法都是为了解决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难题。由高考而体现出的人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差异，并不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人们很容易想像民工与总工当年互换一下户籍后的结果。

　　作为一种选拔方法，由于必须在所有参选者中制造便于操作的差异--这在统计学上叫作“散度”高考制度中安排的某些细节总能给人以匪夷所思的荒谬感。比如在得知分数和录取分数线之前填报高考志愿，这就不仅与教育无关，几乎就是整人了。窦文涛在他著名的谈话节目中回忆说：当年报志愿的经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赌徒。并且，现实的荒谬甚至使他的一些行为变得怪异起来。在报完志愿等待分数的几天中，他频繁地要求弟弟打自己。十多年后，他终于解释说，当时只是没来由地认为，肉体上的痛苦可以减轻自身的罪孽，从而为最终的考取扫除一些障碍。自古以来，读书与考试在中国人世俗与精神的双重层面上都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因此出现一些迷信也不足为奇。

　　虽然不能否认高考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支持者们仍然拥有最后一个坚定的信念，在中国，再也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制度了。但我还要补充说：掷硬币也是一种无比公平的方法。问题在于，游戏规则首先要合理并为各方接受，然后才是公平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国人所说的公平，往往与合理性关联不大，其作用仅仅是令相关人等无话可说——除非你根本就不接受游戏规则，然而这通常会被认为比荒谬的游戏规则本身还要荒谬。孔子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是不合理的；均，却可以令人无话可说。我不能、可能也不想改变“寡”，但我可以声称做到“均”——古来所谓公平，大抵如此。置身于无话可说的境地还不闭嘴，就成了发牢骚。就像李敖在电视上骂街，说我们真是倒霉，必须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进行选择，还说这是民主。

　　资源配置手段最终会影响教育取向，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以英语教育为例，本来语言学习的目的在于交流，而我们的英语考试硬是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哑巴英语”，成为许多教育专家新的研究课题。还有“素质教育”，就有专家指称，这个词根本就是一个悖论：“还有不是素质的教育吗？”

　　看来是有。

　　由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由于存在着总工与民工之间的天壤之别，所以“考取”要比“考取什么专业”重要得多，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就非常坦诚地回忆自己当年一边在田里干活一边发毒誓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人们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教育需求，而是对于命运的诉求。这种考试与命运的关联时间久了会成为本能的反应，比如过去一个成年人事业遇到挫折立刻想到考研究生。同样，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考“寄托”出国和农村考生发毒誓一定要离开农村，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不同。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天经地义的想法。但是教育是要改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还是仅仅改变个人的命运，却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这并不是某个个人要为之负责的问题，空洞地指责美国开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收割机”也于事无补。

　　进士轻薄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考试历史的国家，也可以说，考试存在着于中国人的基因之中。当孙中山为第一个共和国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参考“三权分立”而创设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宪法”，多出来的就有“考试权”；当毛泽东从西柏坡登车前往北京的时候，他称自己为“进京赶考”。

　　我们现在的高考，在人们心目中其实还是很类似于科举。高考分省选拔与全国统考的方式，也确实有别于国外以大学为主导的现代高等教育模式，而更接近于科举。

　　十几年的学习，只是学会了考试，这是最为素质教育的拥趸们所痛恨的“高考指挥棒”效应。无独有偶，从科举开始兴盛的唐朝开始，“进士轻薄”作为一句成语就代代相传下来。钱穆并且认为，“进士轻薄”是晚唐社会及政治上的一大恶态。他把这些经由科举选拔的人与他们的前辈做了一番比较，颇有一些见地。钱先生的意见是：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在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变不了。而唐代政府，就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钱先生后来谈到宋代进士，又说唐代进士比起来还算好的，宋代更轻薄。就这样一代不如一代。不过，钱穆对于晚唐进士的评论，放在今天知识分子身上，以古鉴今，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套用辛稼轩的句子：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轻薄。而钱先生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无可厚非又流弊甚大，看来也不只我们今天境遇两难。

　　科举制度大成于盛唐，而此前占据政坛的最大势力是“门第”，类似我们今天说的贵族。门第的势力之大，可以通过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历史细节体现出来。唐朝公主与豪门望族议嫁往往遭到拒绝，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李世民虽然是皇帝，但家族地位很低，而且有蛮族血统。我们今天可以合理地推测，科举不仅给赋予最底层的人光荣与梦想，也出了皇帝心中暗藏的一口恶气。

　　不过凡事各有利弊。“进士轻薄”，是来自于门第的牢骚；但相对于门第，进士确实要“轻薄”许多。宋朝以前，相权可以与皇权比划一下。朝堂之上，宰相设座奉茶。宋以后，这项权利被邀宠的“轻薄进士”拍了皇帝的马屁。在此后中国历史中，由于没有与皇权相抗衡的势力，“谢主隆恩”之下，专制和人格依附与时俱进。有着丰厚利益的考试，没能考出陈寅恪所向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人们在考试中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取向，最终会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领域，从而产生了刻板教条、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等等 “大堪诟病”的变态。今天广受指责的“政绩工程”，就是应试思维的投射。据说有一些极端的领导者一上任先要推翻前任的一切工作思路与部署，一般对此的批评只是说新领导有新思路固然可嘉，但这样做恐怕不利于工作的延续；然而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一种参加考试的心理，试想：延续前任的工作，即便成绩斐然，又算是谁的功劳呢？还有的“政绩工程”长远看有很大祸害，但在“工程师”任上几年却能保持风光。等到遗患败露，“工程师”早已“考取”高位，又何乐而不为？

　　郎咸平好作危词，前不久他又说中国根本就没有高技术企业，惹恼了不少人。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所谓的高技术企业其实还停留在找项目、选项目的水平上，并没有在企业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科技研发、保存和转化机制。郎教授这是拿两、三百年的老资本家跟我们的“新科进士”比厚积薄发，有明显欺负人的味道。这样做企业，至少要有一百年的眼光，对于刚刚明确产权不久的中国企业家来说，彻底走出短期“应试”思维的流弊，真正淡定从容地干一番事业，还要有一个过程。

　　狂热与迷思

　　连续几天看电视上的高考报道，忽然有一种感觉：其实考试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人们投射在高考上的所有热忱与执着，完全是一种宗教狂热。细细想来，不由得越想越像，试论如下：

　　考试名义上不设门槛，向全社会开放，具有普世的特点；无论王侯将相，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公平的原则；考试寄托着被污辱与被损害者改变命运的期望，具有拯救的功能；为了供应子女上学，众多父母乃至兄弟姐妹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牺牲奉献；很多家庭甘愿身家性命被大学榨干，而对其最终会带来丰厚回报这一点毫不怀疑，这是狂热和盲目轻信。

　　这种宗教从形式上还是应当追溯到10几个世纪以前的科举。过去我个人对于儒家称自己为儒教颇多不解，现在终于想通了。儒教就是依附于科举的一种宗教，没有科举之前也谈不上儒教。有科举之后，儒家的经典逐渐成为指定考试用书，于是儒家成为儒教，并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就像现在中国最挣钱的书是课本和教辅一样。

　　考试后来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神话内容。在明清开始民间大量流传的“劝善书”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故事以赶考离家的青年为主人公。古代交通条件落后，赶考往往要“赶”上一年。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难得的游历机会。但是年青人一朝脱离父母师兄的严控，独自在陌生而广阔的天地间撒欢的时候，也多有行为不谨的时候。这些倒霉蛋欺于密室的行为早有天上主管考试的神仙记下，尚未进入考场就被被剥夺了录取资格。这些神话最后通常完成于阅卷官员深夜的办公桌上，一次又一次，奇怪的风把受到褒扬的试卷吹落地上，因为它的作者私德有亏；已被弃置的文章反复而神秘出现在案首，冥冥中提醒考官这位考生某项具体的“慎独”懿行。这些故事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考试的结果体现着上天的意愿，并非单纯的个人努力的结果。相对于专业水平，合乎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更为重要。

　　可以确信的是，这些故事来自于“圣人神道设教”的实用主义传统，是一些乡间秀才基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条地照搬了“因果报应”的公式而撰写的。在李敖的一本小说中，行为极端不谨的主人公对这些故事的评价是：把对于年青人最重要的前途问题和年青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吓唬人，真是恶毒之至。

　　民国成立，科举废除，新的考试制度没有恢复儒家经典的课本和教辅地位，儒教艳称影响最大的泡沫破灭了，再想吹起来已不容易。现在颇有一些学者批评“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是对传统

传统文化传承的割裂，其实一两句口号的作用终究有限，真正动摇儒家根基的是皇帝和科举的同时终结。

　　BlogChina几年前做过一个大专题，讨论21世纪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这个我们暂且不管。其中一篇文章提到印度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之中很多人，每年都要拿出固定的时间或长期在农村志愿性地从事教育和科普工作，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很认真、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这种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在印度，有一个叫民众科学运动(PEOPLE'S SCIENCE MOVEMENTS)的组织，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印度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支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开展得最好，喀拉拉邦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文章的作者经过思考，把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的高尚行为归因于印度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对于义务奉献的高度赞誉。

　　我们也有志愿者，他们也放弃了大城市中舒适的生活，在西部不可思议的贫困地区担任孩子们的教师。我们是如此重视教育，以致于我听到的志愿者也都是做老师。这也是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主观上认为教育可以改变西部的落后，但是这种教育的成果最终要被考试“收割“到哪里呢？西部能从这种应试教育体系中受益吗？我的脑子中还是忍不住闪现出农田中发出毒誓的男孩的意像。

　　对此的思考不是要指责教育本身；正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也不是要指责某个个人，因为被动的个人无可指责。

　　但改变还是要从每一个开始独立思考的个人那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