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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陈 斌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力量的日益上升，上至政界学界，下至媒体大众，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东南亚华人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历史上的“南洋”——现在的东南亚——与中国地理上天然邻接，总数约三四千万的海外华人华侨，十有七八是东南亚华人。
在“南洋”：成就与困境
东南亚华人大部分是在明清和民国时下南洋的。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剧增，人多地少，土地的边际产出递减，以至于难于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准；民国时期又加上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不足以吸纳数量惊人的农村剩余人口，而当时中国生育后代的机会成本极其低下，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人口密度不高、开发程度较低的南洋自然就成了当时中国海外移民的首选。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移民，勇敢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们无疑都是富于冒险和进取精神的优秀分子。正是他们及其后裔，付出了更辛勤的劳动，渐渐积聚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然而，除了新加坡之外，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较之于该国的主体民族，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在绝对数量上都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裔”。在当地各国的民族主义者眼里，华人拥有的经济财富和取得的经济成就，较之于华人在该国所占的人口或人口比例，显得“严重不相称”。当地民族主义者最关心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财富“政治学”，而回避天经地义的财富“经济学”：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永远与能力和努力程度“相称”。这些人一旦上台，按捺不住会搞许多财富、机会和权利再分配的措施，当然受损的是华人，得益的是当地人。例如某国低代价的回收华人的土地分配给当地人，又在公立大学录取指标上规定不利于华人的比例，华人可以的应对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把土地再买回来，自己筹资开办华人学校以满足自己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东南亚华人除了遭遇民族主义逻辑支配下的再分配——本质上是一种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施行的对华人权利的侵犯——之外，还经常面临民粹主义的威胁，后者的声音比前者更为险恶。如果说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路径对华人的财产权和其它权利进行有限再分配的实际措施，是温和甚至静悄悄的，舆论上并不诉诸“你华人做错了什么”，那么民粹主义则强化诉求的“道义性”，舆论上把己方放在“道义”和“正当”的高度，而把华人同“不义”和“作恶”联系起来，不惜诉诸语言上的甚至实际上的暴力，举动上超越对权利的再分配而走向对生命、自由和财产基本权利的侵夺。例如，某些华人富豪在某些国家被舆论指控向当局“政治献金”，背地里搞权钱交易，损害国民的利益，这样的指控真假难辨，但对华人的声誉害处甚大，以至于华人富豪的形象常常被刻画成“为富不仁”和“见利忘义”；华人勤劳致富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是对当地人搞“剥削”；某些华人富豪的奢侈生活更是让民粹主义者义愤填膺。要说“政治献金”，如果证实，就事论事是刑事问题；要说经济交易，对双方都有益，是“帕累托改善”；要说奢侈，如果由本人支付代价，只是生活方式问题，就因为它们和华人尤其是有钱华人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含义就非同一般了，华人也因此常常成为民粹主义愤怒发泄的对象，偶尔还不幸成为民粹主义集体暴力的牺牲品。
低政治参与度
东南亚华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再加上东南亚民族宗教情况复杂，他们经济上的成功很难转换成政治上的作为，而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政冷经热”的综合症，既然他们在政治上找不到什么保障，就索性去寻求经济上的保障，所以“政治冷淡”和“经济亢奋”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需要说明的是，“政冷经热”既非他们的天性如此，也非他们自愿选择的道路，而是他们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所形成的特定行为模式。这是一般化的情形。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不同的国家，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层次上有差别。大致而言，华人文化背景或文化背景与华人相近的国家，如新加坡和泰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情况较好，华人政治家大量涌现。一神教文化背景而有现代政治发展的国家，华人的政治参与不断升温，例如在菲律宾，越来越多的华人被委任为政府高官。而且，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加之中国市场进步的外溢效应与和平发展的示范效应，当地一些政治上和心理上针对华人的“墙”开始瓦解。而如果当地人对华人有更高的接纳意愿，那华人也更乐于有国家主人翁的心态，融入这些国家，参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毕竟这些国家现在才是他们的家园。
约束条件起变化，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变化。从长远看，东南亚华人的“政冷经热”综合症是有自愈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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