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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曙光
冷战结束后的十年成了预言的时代。先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柏林墙的推倒意味着“西风压倒了东风”，今后的人类历史就是各民族—国家向美国看齐的进程。亨廷顿对福山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极为不满，他看到取代意识形态之争的，是更为根本的文明的冲突。在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只有重新认同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团
结起来去对抗非西方文明的挑战。现在，伯克则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论证：西方世界原本就在文明冲突中孕育而成！
作为深受马克思和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伯克的意图是“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他的“文明斗争冲突模式”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兴起于从8-17世纪诸文明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与异域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他文明在西方世界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颇有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态势。比如在他笔下，正当欧洲内部教皇神权与世俗君权争得不可开交、封建领主与新兴贵族矛盾加剧之时，罗马教皇从布道讲坛上发起了针对伊斯兰文明的十字军东征运动，通过嫁祸于他人而使自己暂时摆脱内部分崩离析的状态。在伯克看来，唯有基督教才有如此文化凝聚力，能超越政治、阶级的对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亨廷顿极为牵挂的现代西方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伯克给他找到了历史佐证和现实启迪。
不过，亨氏着眼的是当下，而伯克则力图将“文明冲突论”贯穿西方世界的千年兴起历程。因此十字军东征也就不是孤立的事件，圣战的失败更不意味着文明冲突的消弭。它不过使得教会失去了政治资本，而罗马教廷权力的衰落恰好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世俗王权的扩张启动了“民族—国家”的型塑之旅。这一过程也不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或工业革命，而是早在中世纪与伊斯兰、蒙古等诸文明的冲突之中就开启了。
战争(特别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在作者那儿成了西方历史的发动机。英勇好战，武士荣誉因此也是西方人最为珍视的德性。所以13世纪的蒙古在伯克眼中成了“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大的伟大帝国”。尽管在战场上残酷无情，但蒙古人对于荣誉的珍视使其不屑加害手无寸铁之人。威尼斯等诸多西欧城市因遵守“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而免于屠城，而波斯人因违反此惯例而遭灭顶之灾。但是，欧洲文明最终能免于铁骑，在伯克看来，全仗一次历史的偶然——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因纵酒过度，英年早逝。为了挑选新大汗，所有战线的统帅都必须赶回首都。为此不得不推迟对欧洲的入侵，最后因为“祸起萧墙”而放弃了对西方的征服。面对强大的东方诸文明所构筑的坚强屏障，西方各国束手无策，只好沿循着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向“西”寻求发展，进入美洲，确立起对相对落后的印第安文明的统治。因此，他认为西方文明能有今日，实是异域文明所赐。
尽管伯克宣称该书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他的真实意图却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不只是如亨廷顿所说，是冷战后的时代标志；它更是西方文明一脉相承的传统。异域文明的作用就在于时刻给自己前进的动力，以便最终打败对手。所以他对非西方文明的推崇实在有些矫情，让人觉得不过是阔佬给乞丐的一点施舍，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论”，当不得真的。
毫不夸张地说，今日西方主流仍然是亨廷顿以传统“实力政治论”为基础的“文明冲突论”，而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伯克从历史上寻求的支持进一步表明，西方文明的形成发展总离不开通过“斗争”以求“外向超越”的性格。这多少表明基督教西方对尘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尘世永远有魔鬼撒旦。而一部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找魔鬼撒旦，亦即不断寻找敌人，不断制造敌人的历史。而战争对西方的意义更是早在古希腊就开启。哲人赫拉克利特一语道破天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同样地，它也导致了文明的兴衰。
如今，中国早被卷进世界漩涡，加入所谓的“全球化浪潮”了。但亨廷顿、伯克都认为东方的现代化和西化，非但不会导致对西方的认同，反而会加剧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复兴。“9·11”之后的今天，在和平主义带血丝的沙哑呼喊中，文明之间的战争不断向高科技水平升级。预言历史终结，人类大同，无异于痴人说梦。
也许在此意义上，“文明冲突论”就不无警醒意义：只有心怀文明冲突的警惧之心，方有避免冲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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