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生活

　　徐志戎

　　“首先跃入我眼帘中的，是一个澡盆。简简单单，四四方方，半凹陷，半椭圆。一个集市上常见的澡盆。一坐进去，我就把它全填满了。”夏加尔会用一只澡盆作为自传《我的生活》的开头。

　　从那只澡盆开始，夏加尔呓语似的，向我们讲述他的童年、他的故乡维捷布斯克和他的大家庭。父亲在一个鲱鱼库房工作，靠着把装满鲱鱼的大桶搬来搬去挣取每月20卢布的薄薪。晚上回到家里，他用满是皱纹、颜色发褐的大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糕点或是几个冻梨分给孩子们——他一共有十个孩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年，夏加尔给父亲画过一张肖像。他说那肖像“会产生一种蜡烛那样的效果，它在燃烧的同时也在熄灭”。母亲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以贴补家用，一天的活儿忙完之后，孩子们早都睡下了，喜欢说话的母亲总是找不到一个聊天的伙伴。“她用一根手指头敲着铺了一块漆布的桌子，敲了好几次，这意味着：所有人都睡了，瞧我都生了一些什么孩子，没有一个人来陪我聊天。”

　　20岁那年，他的父亲把仅有的27个卢布扔在院子里——他习惯以这种古怪的方式送钱给他的孩子。就是说，他终于同意夏加尔去彼得堡学习绘画了。在彼得堡，他吃尽了苦头，当过仆人、为了省钱和一个大个子印刷工人合租一张单人床。三年后，夏加尔终于在一次现代艺术展上获得了彼得堡杜马议员魏纳韦尔的赏识，后者资助他去巴黎深造。离开时他对他的家乡说：“维捷布斯克，我把你给抛弃了。你们就跟那些鲱鱼留在那里吧！”

　　然而，亲戚朋友们留在了维捷布斯克，但那些鲱鱼却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巴黎。他住在塞纳河左岸蒙巴那斯的“蜂巢”，每周一吃一个鲱鱼头，周二吃鱼尾。这是他惟一买得起的荤菜。剩余几天只能啃干面包。很多年中，他睡觉的时候总是梦到面包和香肠。三角形的小房间，没有水，也没有电。他只能在凉台上作画。与他比邻而居的有同为俄裔犹太人的苏丁和

意大利人莫地里亚尼。如果跨过塞纳河去右岸的蒙马特尔，他或许会在路上看见郁特里罗双肘夹腰作出跑步的姿势，口中发出“突突突，突突突”的响声正在开火车。显然，这位天分极高的画家又喝多了；他也很可能会遇到腋下夹着一双女鞋的毕加索，双手拎着肉和蓟菜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用这种办法让他的女神费尔南德出不了门，以免路上的男人“用眼睛占她的便宜”。

　　在巴黎的四年中，夏加尔还亲历了著名的“驴尾事件”：1912年，《巴黎报》的记者多热莱斯在一头名叫“洛洛”的驴的尾巴上绑上画笔，又在一个小板凳上粘了一块画布，然后给这头驴喂胡萝卜。洛洛高兴得直摇尾巴，一幅“立体主义作品”就这样诞生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这幅被命名为《阿德里阿蒂克日落》的作品参加了独立派画展，并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象征主义、野兽派、表现主义……在20世纪的头15个年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聚集在巴黎，和驴子洛洛一道，几乎穷尽了所有在一块帆布上涂抹油彩的可能性。而夏加尔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从不隶属于任何流派。面对自己的那些梦幻一样的作品，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他的这个自定义的“现实主义”观念，没多久就让他吃尽了苦头。

　　1914年，夏加尔回家乡参加妹妹的婚礼。一次大战、十月革命，计划中三个月的探亲，变成八年的滞留。周围的一切变得不可理解：巴黎的居留证被没收，换来的是一张参军证，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岳父家被抄，连餐具都拿走了；革命，革命，他当上了人民委员和部长，人民委托他在家乡维捷布斯克建一所美术学校。他在所有街道和路标上画满了猪和奶牛，以体现“现实主义绘画理念”，却被画方块的马列维奇赶出了校门。人民不喜欢他，苏维埃不喜欢他，却又不让他离开。这是为什么呢？

　　“我瘦了，我甚至挨饿。

　　我渴望再次见到你们，B……C……P……我累了。

　　我将带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重新回来。

　　我在你的身边躺下。

　　兴许，欧洲会爱上我，跟它一起爱上我的，还有我的俄罗斯。”

　　他的自传就这样结束了。那三个字母，可能是指柏林、科隆和巴黎，也可能是指勃拉克、桑德拉尔和毕加索。当时夏加尔并不知道，在他被封闭于俄罗斯的八年中，欧洲已经爱上了他。如同他爱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