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访谈

　　王：前两天报纸报道了所谓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互相“炮轰”，我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发现似乎交流出了问题，因为他们报道的你的观点，跟你平时表达的观点完全相反，是报纸的报道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崔：当我看到媒体上的标题“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时，大吃一惊，心想做新闻就是这样写文章的？那是一个关于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小说讨论会，如果说会上真有什么“炮轰” ，可以说是艾晓明与我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大大批评了胡发云的小说；而一谈到性别问题，人人都有话要说，会议气氛热烈，“摩拳擦掌”的不在少数，我们与丁东、傅国涌之间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对于我来说，谈论文学是一个复杂的、需要有备而来的话题，许多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从我以前的工作习惯来看，也是主要针对作品发言，而不是一般现象。至于说到文学，我认为那是最具有反省精神的一种活动，文学家既反省周围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也反省自己的生活、精神以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界的事情应当交给文学界自己和文学读者。在湖北的那个会议上，包括丁东、傅国涌，也只是从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经验出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未尝不可，也值得听一听。你想想，正在发言的人总是在考虑如何完善地表达他本人的看法，而不是想着自己代表了谁谁谁。但是媒体硬要说成是“思想界”如何如何，制造了一个“炮轰”的事件，这只是媒体从业者的工作和工作成果而已。这件事情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今媒体是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它如何制造事端，组织“反击”，让一拨人又一拨人卷进来，这是我无心恋战的理由。如果要讨论，可以就问题说问题，而不是以“事端”的名义。

　　王：最近你在纸媒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涉及的面也广。陈家琪也说读你文章后，无法判断你的专业。你如何给自己定位？

　　崔：陈先生是过誉之辞，我的写作状态，主要是受问题的引导，问题将我带到哪里，我就想法尽力阅读、解决问题。当然，这也是有前提的，我原来的专业是文学，在这个领域中所花的时间、精力最长。算起来前后有二十年来学文学，研习文学的修辞学，写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文学的文章，我说过自己是“新批评”出身。只是因为有了这个积累，这个专业底气，我才敢于去做别的。因为在专业领域中，在经受训练有素的同行严厉目光质询的同时，逐渐养成了一种比较练达的眼光，或者说是比较理性的眼光，自我批评的眼光。这样的经验会带到其他领域中去。就好像一个木匠，他虽然不会打铁，但是他一眼就能够看出一个铜匠的活干得地道不地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专业上的底气，那种坐冷板凳的经验、忍耐性，那种长时间的积累，我们怎么相信他是可靠的呢？

　　王：你说的这种训练，有技术的部分，也有一种心境和气质的养成。另外，哈贝马斯说，修辞学与解释学乃是指导和训练交往能力的。

　　崔：哈贝马斯说的当然有道理，但是不通过哈贝马斯，这个问题也能够说得清楚。拥有一门专业，意味着你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而不当寄生虫，你说这本身不是合乎道德的吗？并且，专业上的精练，同时赋予你一种自由人的身份，你凭本事自己吃饭，还要看人的脸色吗？若不高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应该说，有自己扎实专业的人是最好打交道的那种人，最容易与别人相处的那种人。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有一门自己过得去的专业，所有的事情肯定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当然，人和人的专业不一样，有些专业本身就是与专业范围之外的东西密切相关的。哈维尔是一个剧作家，他写下的句子在剧场被大声念出来，剧场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场所。他得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要太过个人化、私密化，否则多么难为情。而作为剧作家需要敏感，需要谛听整个社会的脉动、气息，将它们放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再者，一个人关心自己专业之外的事情，与他忍受的程度也有关系。同样的东西，对某些人来说几乎是不能忍受的，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安然无恙。

　　王：你翻译了哈维尔和米奇尼克，还引进了东欧其他思想资源，那天与学者赵诚同车，他认为你有两个贡献，一是把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的观念引进来，把他后现代风格的写作转化成一种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力量。另一个是把米奇尼克“共存”的理念介绍了过来。

　　崔：趁此机会，我要说一下对于哈维尔，人们一直有许多误读。哈维尔是个现代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后现代。同样，哈维尔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国治天下”的“谋士”、“策士”也很不一样，至少他对于经济问题几乎一窍不通，最早他发出抗议时，对于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也所知无多。他是一个

文化人，他最为充分表达的是一个身为文化人的立场。你看他最早的那篇给胡萨克的信，基本上是从当时捷克社会的道德、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情况提出问题的。他指出目前这种处处谎言的道德现实，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是十分可怕的。他还指出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来说，不一定是明摆的问题，那些目前尚未感觉到的东西，在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闪光的东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举例说，取消一本戏剧的杂志，不过区区几百个读者，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不起眼的杂志的某个地方，也许潜伏着某些目前不为人所知的某个灵感，而社会的前进就靠着这些走在前面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因此，干扰一本戏剧杂志，所造成的影响不是目前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成本看不见但却是巨大的。

　　米奇尼克学历史出身，他的视野与哈维尔很不一样。他始终在考虑社会应该如何建设。这个立场与波兰民间社会比捷克更加成熟也有关系。“共存”本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维度，只是在一个“你死我活”的文化背景中，才显出其了不起的意义。照人的天性来说，都有排斥他人的倾向，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黑暗，而有权力的人处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更加容易将这种黑暗加以放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明”就是对于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加以限制和改动。文明人是知道如何与别人和平相处的人；“文明社会”就是共存的、共处的、共享的社会，米奇尼克强调说“只有一个波兰”，所以要能够使得所有的波兰人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剥夺其中一部分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流浪。

　　王：我一直觉得这两个人，尤其是哈维尔的写作与一个搞文化批评或者文化研究的人很类似。他们分析了文化氛围、私人化日常行为与政治权力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他们不是直接从一个制度或者政治的角度进入，但这个角度的进入对于当代同样有效。而在我们的语言环境里，强调文化、道德对于制度建设的价值的人，常常被人认为是在说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话。

　　崔：“文化批评”是一个特定的词，并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所进行的批评都是“文化批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哈维尔、米奇尼克他们并没有用过“制度建设”这样的词汇。其原因我的理解是，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空间不允许，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实干家，他们所谈论的，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谈论别人的真理，但最好让别人去行动，或者仅仅说给大人物们听。米奇尼克谈建设公民社会，前提正是自己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而我们这里有些谈论“制度建设”的人们，自己属于“制度建设”的一分子吗？同样，那些把“文化”挂在嘴边的人，其谈论的方式也不是文化的方式，而是“谏士”的方式。谈论属于自己的真理，这也是追寻真理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并不是说，这些捷克、波兰的知识分子缺少对于全局的考虑，恰恰相反，他们有着对于本民族未来和现状的自觉考虑，有着身为知识界如何促进社会进步的清晰想法，有着作为知识分子如何担当民族前途的有意识的使命。不同的是，他们怎么想就怎么去做，去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包括文化上的事情，包括从文化、道德、公共平台、公民社会等维度提出问题，而不是替代别人进行考虑，把自己换位到有权者的身份上去，替对方进行设想。

　　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不应该是别人的身躯、自己的影子；而应该是自己的血肉身躯和脚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