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水利社会

　　仲伟志/文

　　世界上开凿最早、距离最长的人工大运河，依然不断被续写着历史。在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由全国政协组织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通过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有报道称，这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

　　早在2005年12月25日，当年力促中国政府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三位老专家——91岁的著名城市规划建筑专家郑孝燮，82岁的著名文物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和61岁的著名的铜雕塑家朱炳仁——联名给大运河沿岸的18位市长写信，呼吁联合申遗。及至今年两会，58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世界遗产认定的最核心尺度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突出的价值”。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漕运通道，大运河一直是中华帝国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凝聚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迄今，运河两岸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重心区域，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可见一斑，遗产价值不可谓不突出。

　　但对大运河如何申遗，观点各不相同，许多学科都派上了用场。有人主张申报文化遗产，有人要求捆绑申报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人建议捆绑申报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张“捆绑申报”的专家认为，除了物质文化形态，在大运河的开凿、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绚丽多彩的运河文化——包括曲艺、舞蹈、戏剧、文学、民间艺术等相当多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构成了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多是那些依靠口传心授的民俗活动、表演艺术或工艺技能等等。具体到大运河，似乎也无非如此。但我以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应不止于此，它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大运河与万里

长城一样，都是此中典型。

　　近年来，一些学者乐于将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近代经济进行比较，试图找到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欧的原因。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彭慕兰则认为，到1800年，江南的经济并不比英国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因为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而我接触过的一位民间学者许平中先生说，这些学者并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他们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都是不得要领的。

　　许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而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

　　许平中先生的结论据说受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影响：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

　　但是，当我们把上述理论应用在大运河之上，却又会大谬不然。大运河难道不是一条南北流向的通航河流吗？其2500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在扬州开凿的邗沟算起)不可谓不长，1794公里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南北通道，对于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融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两岸没有发展出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呢？

　　这是因为，大运河的历史，以及整个中国的漕运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全国保都城”的中央集权史。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对各地财赋的大规模征调，必须建立一种强制性运输制度，所谓“国家大计，莫急于漕”。于是，集权统治者以倾国之力开挖运河，建立庞大的运输队伍，设置专门的官僚机构来管制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漕务”。史上，凡是漕运兴盛的时期，必是中央极权空前严密与巩固的时期。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与大河流域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应该说切中要害，而且，我以为此说更适用于京杭大运河。通过这条南北水道，中央集权统治者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掠夺式征调，焉能催生出市场经济。

　　而在今天，在古代社会中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京杭大运河，又将肩负起

南水北调的使命。根据规划，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将利用大运河作为长江水北送的主要渠道。大运河，大调水——当这一古一今两大工程重合在一起，似乎暗合了中国社会组织机制的演进脉络。

　　事实上，南水北调工程自提出后就有过广泛争论。反对者认为，工程耗资巨大，涉及大量的移民问题。而且，调水量若太少，就发挥不了经济效益，调水量过多，枯水期则可能引发长江水量不足，影响长江河道航运，甚至有可能引发生态危机。

　　由于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跨流域调水不失为一种选择。那些反对意见不可能阻止工程的上马。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传统社会组织模式集中国力办大事的效力，而在一些地方人士看来，这是“全国保都城”的另一种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传统水利社会的文化，才是大运河的“非物质遗产”。但是，这样的“非物质遗产”是不能加以保护的，它必须接受现代社会思想的冲击与嫁接——比如，当我们感受到水资源的匮乏，是否首先要考虑对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科学安排，而不是动辄向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要效益？

　　我们对水利事业的理解，一直带有明显的农耕文明特征，如果不能加以改进和提升，恐怕有多少水也不够用。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