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良资本论：两个12%的最佳平衡点

　　本报记者 吴雨珊 北京报道

　　“我们目前资本管理的任务十分艰巨，上A股没有时间表。”6月15日，交通银行(3328.HK)董事长蒋超良说。伴随着中国银行A股上市的迅速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内地股市大门再度向商业银行打开，一年前就手持“A＋H”方案跃跃欲试的交通银行，却并不急于实现这个未了的夙愿。

　　资本管理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交行充裕的资本金要求更高的ROE(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来自监管当局不断收紧信贷闸门的调控措施。截至2006年3月末，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1.02%，核心资本保持在8.31%的高位。“对于我们交通银行来说，要符合国家的宏观调控，又要保证今年的ROE有所增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蒋超良说。

　　6月16日，专程到北京参加“交银汇丰论坛”的蒋超良，在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最佳资本充足率12%

　　《21世纪》：国内的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过去最苦恼的是资本金不足，现在，你却在为太充足的资本金寻找出路？

　　蒋超良：我个人和交通银行董事会一直在很认真地考虑，多少资本金合适。既要满足资本约束，又要保证资本推动。是不是越高越好？不是。资本充足率低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风险控制，资本充足率高了，它的资本乘数，也就是资本杠杆率就低，这样的话ROE就低。所以关键就是要在资本约束和资本推动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资本约束和资本推动是资本管理的两个方面，也是公众持股银行的董事会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所谓资本约束来自于五个方面：一是监管方面的最低监管要求，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8%；第二来自市场，资本充足率越高，信誉度就高，客户就觉得你这个银行靠得住，有什么风险你的资本能够覆盖得住；第三个来自国际评级机构，如标普、穆迪，它给你的信誉评级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资本充足率；第四个来自高级管理层，资本既要对风险有所覆盖，又要对资本的回报有一个很好的安排。还有就是股东的约束，随意增发配售股东是不答应的，因为股本越多，原有股东的利益摊薄就越厉害。

　　资本推动也是很关键的。充足的资本保证了我能够把握商机，因为某一项业务的开展都必须要有一个资本的保证。到底多少资本金是合适的，我们正在测算。

　　《21世纪》：这个平衡点找到了吗？

　　蒋超良：我们参考了国际同业和国内比较好的银行，从交通银行这个国有控股的银行来看，12%的资本充足率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13%以下，8%以上。但我们在资本管理方面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很好的模型。

　　但这12%中间还有一个资本结构的问题，如果一级资本太多，ROE的回报要求就越高。对我们来说，合理的资本结构的一级资本大概是6%左右，如果高于6%，这种资本回报的压力会很大，资本回报压力很大会促使管理层在风险偏好方面有一种激进倾向，就是快放贷款，这样风险控制会削弱。

　　在资本管理方面，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课题，正在研究，怎样既满足资本约束，又要保持自身业务的推动。

　　今年贷款增长率目标12%

　　《21世纪》：目前国内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你怎样看待当前银行的经营环境？

　　蒋超良：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30.3%，经济有过热倾向，信贷增长也偏快，这个迹象已经表明高层会对信贷有所控制。这方面的调控措施已经提上了高层的议事日程，这一点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对于交通银行来说，要符合国家的宏观调控，又要保证今年的ROE有所增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考虑，首先是要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对金融机构长远利益的安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要考虑资本回报。在资本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合理的贷款需求还是要满足的，否则无法保证ROE的可持续增长。

　　第三个是要考虑风险管理。在国家宏观调控继续加强的新形势下，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我们的风险管理已经从传统的信贷管理为主向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管理并重转变，引进的一些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也正在发挥作用。去年我们的风险拨备覆盖率已经达到108%。

　　《21世纪》：跟交通银行的情况类似，一些商业银行在取得较多的资本后，也面临寻求更多股本回报的难题，所以今年的贷款增速非常快。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蒋超良：我们有几个考虑，一个是董事会提出来今年的风险容忍度是0.6。风险容忍度是国际银行的统一指标，就是股东对管理层产生的风险能容忍的程度，这是一个很严格的指标。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关键就是怎样通过经营风险，管理风险产生溢价，这是反映银行管理水平高低的表现。全球先进的银行此项指标是0.2到0.4左右，现在中国的银行里我们的容忍度是比较先进的。

　　第二个是存贷比。我们的存贷比才60%，其他几家大银行也在这个水平左右，资金运营不足。美国的银行存贷比是108%，欧洲是88%，而且他们的计算方式是把同业存款也放在分母里了，分母比我们大，但数值仍然比我们高，这是由于欧美国家的风险控制管理比较强。当然，我们国家的情况与欧美国家不同，我们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赶不上欧美国家银行的水平，这决定了我们的存贷比不能太高。

　　目前中国的货币市场是一个什么情况？是非常宽的货币、紧的信贷的架构。今年以来，货币市场的收益率不断降低，一季度收益率降低了0.6%、0.7%，钱都被逼到信贷市场去了，适度地放款是必须的。所以，在保证一定的风险容忍度的情况下，我们要对资本的存贷比适度调整，但总量不要超过人民银行的调控目标。今年我们的贷款增长率目标大概是12%左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1世纪》：接下来这一年里，交行的贷款投向、资产结构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蒋超良：结构上来看，我们对一些热门行业，如钢铁、

房地产、商贸，都进行控制和收缩了。我们感觉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偏高是因为有一部分对冲基金，就是外国热钱投资在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下一步的调控可能会带来不良资产。

　　另外我们对中小企业业务进行培育。现在我们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整个资产结构比重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今年的增长速度超过20%。在信用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定价能力更强，更能扩大息差。中小企业业务也带动了个人业务的发展，通过产品的交叉销售，我们可以为中小企业主做个人

理财及其他增值服务。